编者按：年5月31日，国内首个私人捐资奖励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公益基金——“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正式成立。该基金旨在继承和发扬宋云彬先生致力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高尚精神，鼓励原创优质古籍整理作品出版，奖励优秀古籍整理人才和优秀古籍整理成果。谨以中华书局资深编辑俞筱尧的这篇文章追忆先生。

宋云彬（.8—.4）

宋云彬（.8—.4）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化战士。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已开始办报，朝着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个大方向努力奋斗，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竟至抱憾以终。

抨击社会黑暗

年8月16日，宋云彬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上的商人之家，自幼丧父，家道中落。少时他在镇上米业公会小学堂毕业后，到杭州宗文中学读了一个学期的书，后来又在杭州共和法政学校当了一年旁听生，便回到硖石。他祖母希望它能继承父业，然而他无意经商。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各地都办起了学堂，不再以《四书》、《五经》作为主要课程，但在国文课本中仍选入不少《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和汉魏六朝以及唐宋时期的诗文。他在米业公会小学堂读书时，有位国文教师朱起凤（丹九），对宋云彬十分关心爱护。在朱起凤先生的诱导启发下，宋云彬对古文和中国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为进一步阅读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云彬回家乡后，选择自己喜欢读的书认真阅读，晚间在床头点一支蜡烛，常常读书到深夜。

宋云彬与女儿合影（年）

年爆发“五四”运动，使宋云彬接触到了新文化和新思想，《新青年》等杂志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年，他终于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老家，开始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从年11月到年夏，他先后在杭州担任《杭州报》、《浙江民报》、《新浙江报》的编辑、副刊编辑和主笔，常在这些报纸上发表杂文和社评，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军阀政府的腐败，很受读者的欢迎。也正因为这样，宋云彬成为浙江一带人民心目中的“激进派”。

北伐前后

年，宋云彬结识了时任中国共产党杭州支部书记的安体诚，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发生一个重大的转折。安体诚是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省的早期领导人，他了解宋云彬是一位思想进步又有正义感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发展组织，推进国共合作，很需要这样的人才。经安体诚多次启发，宋云彬逐步认识到只有打倒军阀，驱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国家才能独立自强，老百姓才能摆脱贫穷落后过安宁的生活。这年8月，他由安体诚、宣中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之后，宋云彬奉命组建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并筹组省属的各级党部。年下半年，杭县、萧山、鄞县、绍兴四个县临时党部相继成立，同时也向海宁、平湖、临海、永嘉等县派出了筹备员。宋云彬又被派为海宁县筹备员，他通过在海宁教育界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朱宇苍进行工作，进展很顺利。

暑假期间，宋云彬和朱宇苍、詹秉文等利用小学教员讲习会，负责宣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及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革命道理，发展了一批党员。宋云彬还在硖石镇东山建立了第一个区分部，不久几个区的区分部和海宁县临时党部也都相继成立。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拘禁贿选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发表《北上宣言》，号召举行国民会议。年4月国民党海宁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今盐官镇）召开，海宁县党部宣告成立，宋云彬等9人被选任为执行委员。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故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日趋表面化。国民党右派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公开反对国共合作。12月在宣中华主持下，宋云彬和担任嘉兴、杭县、绍兴、鄞县、永嘉、平湖等县党部执行委员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数十人，针对省党部“西山会议派”沈定一（玄庐）搞分裂活动，在硖石原海宁县硖石区党部所在地，召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号称“东山会议”，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动路线。“东山会议”代行临时省党部职权，在杭州头发巷15号设办事处，并于年3月正式成立国民党省党部。国民党右派企图以上海、江苏、浙江三省为基础，在上海另设国民党（右派）中央，与广东国民党（左派）中央相对抗的阴谋，在浙江地区遭到挫败。

宋云彬在年秋开始担任党在上海创办的国民新闻社通讯员，年5月因社长邵季昂被捕，奉命前赴上海，接任社长。10月，该社被封。宋云彬奉调前往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股长，编辑《黄埔日刊》，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他还和政治部总教官恽代英、教官萧楚女时相过从。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使他一生都难以忘怀。年4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他又担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兼任武汉政府劳工部秘书。但不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宁汉合流，宋云彬名列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名单，他在武汉呆不下去，便经庐山牯岭潜回上海。

蛰居上海

宋云彬到上海后，党组织要他到海宁家乡举行暴动。他觉得在当时形势下，在海宁搞暴动没有把握，就这样脱离了党组织。之后，他蛰居在上海宝山路协隆里，不便外出公开活动。为了生活，经老友王伯祥介绍，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馆外编辑。他用笔名宋佩苇为《国学基本丛书》编著了《东汉之宗教》（再版改名《东汉宗教史》）、《王守仁与明理学》、《明文学史》和《资治通鉴选注》等书籍，先后在年至年间出版。

年冬，宋云彬为开明书店编辑加工朱起凤编著的《辞通》。《辞通》是一部阐述古汉语音韵、通假、训诂的辞书。全书万言，是作者花20年心血撰著而成的。著名学者章炳麟、胡适、钱玄同等见了原稿多交口称誉。但此书不但篇幅大，且偏僻字多，排版刻字成本高，照相影印又以原稿手迹笔画太细，不够清晰，且印数可能不会多，出版商怕亏本，故出版问题颇多周折。后商之于开明书店主持人章锡琛，章锡琛当时很想在出版业有一番作为，在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和郑振铎等支持下，经考虑再三，并与夏丏尊商量后，决定接受出版。商请宋云彬担任编辑加工，周振甫等协助。宋云彬是作者在家乡米业公会小学堂读书时的入室弟子，师生关系较好，其编辑加工能力也为作者和章锡琛等所信任。以此缘由，宋云彬正式参加了开明书店。他认真从事，条目次序颇多调整，由原来的72卷厘定成24卷。宋云彬在《辞通·跋》中说：“每遇疑难，辄商之先生，三四年来，往返函牍，亦几盈尺。”可见宋云彬编辑加工的辛勤。

《辞通》的出版，与商务印书馆《辞源》、中华书局《辞海》鼎足而三，使开明书店在出版界提高了声望。《辞通》在年初版第一次印刷，预约一万册，在两个月内销售一空。随着又续印了几万册，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开明书店，宋云彬还和夏丏尊、叶圣陶、陈望道合作编著《开明国文讲义》，和王伯祥合作编著《开明历史讲义》。后又为《开明中学生丛书》写了《陶渊明》、《玄奘》、《王阳明》等书籍。开明书店为青年读者编印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洁本，其中《水浒传》的工作也是宋云彬做的。他还在《新少年》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夥涉为王》、《朝仪》、《刘太公》等十余篇“故事新编”式的历史故事作品，后来结集编为《玄武门之变》，由开明书店于年出版。

从年12月到年8月，宋云彬已在开明书店工作七八年，充分展现他的国学根底和写作才能，也使他结识了一批著名文化人和老编辑。在年12月他还参加了沈钧儒等发起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政治的活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不久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年在重庆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制定新的政治纲领，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宋云彬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初期在武汉

年“八一三”淞沪战起，宋云彬举家回到海宁。年4月辗转到达武汉，和沈雁冰、叶圣陶、楼适夷等在汉口创办《少年先锋》周刊。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他到三厅第五处二科担任科员，三厅是负责宣传的，五处分工动员，宋云彬主要起草文稿和宣传材料，同时也为一些报刊撰写杂文。

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大批著名学者和文化人都聚集在武汉政治部三厅，他们都不惜放弃各自原来较高的职位和优厚的待遇，屈尊俯就，这在国民党当局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看到三厅能网罗这么多人才，组成如此强大的阵容，既得意而又不免感到震惊。

和三厅成立几乎同时，阳翰笙、老舍等积极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得到重庆、成都、昆明、长沙、广州、桂林、香港等全国各地文艺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宋云彬也列为发起人之一。“文协”的发起旨趣是，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保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文协”还办起了会刊《抗日文艺》三日刊（后改为周刊、半月刊、月刊和不定期刊）。宋云彬担任了编委。这份刊物在武汉沦陷以后改在重庆继续出版，直到年“五四”在重庆终刊。八年内共出版77期，是国统区存在时间最长的进步文艺刊物。

“文协”成立以后，曾配合宣传和纪念活动，编印《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特刊》、《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特辑》等，在《新华日报》和《抗战文艺》发表。《抗战文艺》一卷四期，发表了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胡风等18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他在北平参加日本侵略者策划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严重错误，希望他“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但是周作人不但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忠告，而且越滑越远。宋云彬在《抗战文艺》等报刊上也发表了《从学鲜卑语讲起》、《杂谈两则》和《杂谈三则》等杂文，对周作人的行为进行斥责。在《杂谈三则》之一《呵周》一文中，宋云彬首先肯定了周作人对我国新文艺的贡献，并指出有人以“苦雨斋主”比“五柳先生”，周作人也沾沾自喜，还标榜自己的“言志”文学是真正的文学。宋云彬接着指出：

卢沟桥的炮声，惊醒了一切醉生梦死的中国人，然而我们的“苦雨斋主”却仍从容不迫地在他的“寒斋”里吃“苦茶”！邻居的无线电收音机，可以使他为了俗曲俚歌的刺耳而失眠，“皇军”的飞机大炮声，却可以使他安闲地聆赏。平津沦陷了，他还不肯离开他的第二故乡北平，又不肯跑出他的“苦雨斋”，去干点应该干的工作。于是关心他的、爱护他的朋友们都替他担心，怕他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而果然，不久他就从“苦雨斋”跑到“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去了。……处在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做一个保卫民族的斗士或出卖民族的汉奸，还有夹缝可钻，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吗？而况自从敌人把周作人参加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记录公开发表以来，我们并没有见到过周作人申辩的文章。反之，在《宇宙风》等刊物里，倒还刊载着他的一贯作风悠闲的新作品。人之无志，一至于是！他标榜“言志”文学，我不知道他现在所“言”的是什么“志”？

宋云彬还写了不少杂文赞颂章太炎民族革命的功绩，赞颂蔡元培争取民主、保障民权、维护思想自由的精神，赞颂鲁迅的韧性战斗风格，赞颂吴检斋杀身成仁的崇高民族气节。总之，他的杂文正如他的为人，蔑视邪恶，歌颂光明和正气，文笔酣畅，且议古论今，寓意深远。年10月，武汉沦陷。宋云彬随政治部三厅五处撤退到了桂林，他和胡愈之、张志让等差不多原班人马，组成政治部驻桂林办事处第三组，在桂林中学办公。次年1月，划归设在桂林的西南行营政治部，但原来的办事处建制没有撤销，宋云彬仍任科员。西南行营政治部往来文电较多，宋云彬则须两头兼顾，还要挤出时间为艾青主编的《广西日报》副刊《南方》和在桂出版的《救亡日报》、《国民公论》等报刊写稿，所以忙碌不堪。年7月间，西南行营政治部通报，政工人员必须一律申请加入国民党，不申请者须说明理由。宋云彬以为：“入党犹如处子适人，一朝加盟，终身以之，非深思熟虑不可。……若在至短促之期限内贸然加盟，于己于党皆失之轻率。语有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正以举事之初未能详思熟虑耳。余雅不愿以至郑重之事而轻率出之。”（《桂林日记》稿本）宋云彬拒绝申请，西南行营政治部主管虽然不快，但因其是知名人士，也无可奈何。不久宋云彬与张志让、刘季平等相继离职。

在桂林文化城

桂林是抗战时期我国西南的文化城，这里有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和《新华日报》桂林分销处，有范长江等主持的国际新闻社和陈同生主持的青年记者协会，有王鲁彦等主持的“文协”桂林分会（简称“桂林文协”），有原三厅的演剧九队、抗宣一队和新安旅行团，有欧阳予倩主持的桂剧实验剧团和广西艺术馆，有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有杨东莼主持的被称为“广西抗大”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团体和学校。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和朝鲜义勇队，也在桂林开展活动。这里还有胡愈之主编的《国民公论》月刊，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月刊，田汉等主编的《戏剧春秋》月刊，黄宁婴主编的《中国诗坛》，刘季平、黄新波等编辑的《工作与学习》和《漫画与木刻》，千家驹主编的《中国农村》等几十家期刊以及名闻海内外的生活书店等进步出版事业。在这里，聚集着全国著名的文化人和学者，坚持抗日救亡的宣传和斗争。

年7月，根据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决策，胡愈之和沈钧儒等在重庆筹划，通过救国会和广西方面爱国民主人士李任仁、陈劭先等合作，在桂林创办文化供应社（简称“文供社”），编辑出版进步书刊。年8月1日文供社正式成立，沈钧儒、胡愈之、李任仁、陈劭先、李章达等11人成立董事会。李任仁任董事长，陈劭先任社长，陈此生任秘书兼总务部主任，总揽全社的行政事务，胡愈之任编辑部主任（相当总编辑，后由傅彬然继任），宋云彬和曹伯韩、张天翼等担任专任编辑。张志让、邵荃麟、张铁生、王鲁彦、杨承芳等也都先后参加编辑业务。宋云彬后又兼管出版部，并邀开明书店唐锡光协助工作。

文供社很重视政治学习，创办初期，每星期都举行读书会，由张志让担任主席，张铁生和陈此生担任副主席。宋云彬和他们以及胡愈之、姜君辰等都作过读书报告。宋云彬还曾主持讨论：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课题，发言都很热烈。文供社还办了一份内部交流情况的《文化通讯》，由宋云彬主编。文供社在这段时期，陆续编辑出版了许多著作，尤其如《文化室文库》等大批通俗读物，很受读者欢迎。

年8月，宋云彬和夏衍、孟超、聂绀弩、秦似创刊《野草》半月刊。这是一份以发表杂文为主，兼及短篇创作、译作和文艺评论的刊物。年10月出至第5卷第5期停刊。宋云彬审稿十分认真，秦似在回忆当时工作时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野草》由五个人署名编辑，只要人在桂林，每期的稿件，是大家都要看一遍的。每轮到他看的时候，他总必正襟危坐，提着羊毫笔，咬着烟斗，一字不漏的看完。不论谁的文章，看到了有不妥的字句或偶然的笔误，他总要给改了才罢休。……又有一次，记不得是谁的文章，当着我翻检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足足翻了半小时。（参见《宋云彬杂文集·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出版）

在这段时间里，宋云彬将武汉时期以及后来发表的杂文，分别选编为《破戒草》和《骨鲠集》两本杂文集。有创作出版社和文献出版社在年和年出版。他还利用养病和业余时间，编了一本《鲁迅语录》，由文供社年出版，特别受青年读者的欢迎，印数较多，销售很快。

宋云彬工作虽然很紧张，又几乎天天要躲日机空袭，但是他写作很勤，许多文章都是利用零星时间或深夜写成的。这时他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在早年的一部《文学讲话》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提高，按文学的发展源流，断断续续地编写成了一部七万言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分《诗经与楚辞》《从汉赋到六朝骈文》、《北曲与南词》、《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文学革命与新文学建设》等十一章加以叙述，由文供社年出版。

年7月，宋云彬和舒群、艾青、周立波等酝酿成立桂林文协，并参与筹备工作。同年10月桂林文协成立后，组织各种讲座、研究班、座谈会、报告会，还组织了战地访问团等各项活动，宋云彬和田汉、欧阳予倩等都在各种场合讲课或做报告，对推动抗日和促进民主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年12月，在桂林文协举行的年会上，宋云彬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为了便于商讨工作和交流情况，宋云彬和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千家驹、刘季平等十余人经常以读书会形式进行活动，讨论形势，有些写作计划和写作任务，也在读书会上讨论和安排。为了掩护，宋云彬还兼任挂名的广西绥靖公署咨议和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

宋云彬对党的方针政策是认真贯彻执行的。特别对毛主席关于形势的分析估计十分钦佩。年9月，毛主席发表《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宋云彬早几天得到了信息，不但认真阅读，还整段整段地在日记里抄录了下来，并且写道：“那时候还没有得到英法宣战的消息，但毛主席已经肯定欧洲这场战争一定要爆发。”随着，他便在《国民公论》等杂志上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开及其前途》等论文，加以阐释和宣传。宋云彬还曾写过诸如《从鸦片战争说到禁烟》、《汪逆伪组织成立声中知识青年的责任》、《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的本国史教学问题》等时评。

宋云彬还担任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的编委，经常为刊物写稿和组织稿件，后来又和金仲华、傅彬然、丰子恺、贾祖璋等，被聘为开明书店编译所成都办事处编译委员。年9月，宋云彬一度担任桂林师范学院教授。

在桂林这几年，宋云彬编刊物，写杂文，经常由施家园足登草鞋，冒着大雨，涉水到城里接洽稿件，参加各种座谈会和讲座等社会活动，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在舆论界很有影响。

参加“民盟”

年秋，日寇大举进犯湘桂，宋云彬又举家从桂林撤退，12月中旬平安到达重庆。“文协”假座中国文艺社，由老舍代表“文协”致辞欢迎。宋云彬也汇报了桂林文化界撤退情况和沿途见闻。不久，张友渔代表党组织聘请宋云彬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宋云彬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准备全家前去延安，但在重庆候车候了几个月，没能去成。后经周恩来同意，应聘到设在昆明的英军心理作战部当顾问。他除了办几起例行公事外，主要精力仍放在为几个刊物写稿上，曹伯韩主编的《进修月刊》创刊，他被聘任编委，林涧清主编的《青年知识》月刊复刊，他也热心给以支持。在这期间，他还和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教授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尚钺、李何林、李广田、唐兰等相交往；孙起孟、刘思慕、楚图南等时在昆明，也经常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以帮助。年6月，经周新民、罗隆基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民盟南方支部常务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创办的《民主周刊》，在昆明和西南一带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宋云彬加入民盟以后，和主编吴晗以及闻一多等共同参与编辑，工作积极，配合很融洽。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英军心理作战部撤销，宋云彬回到了重庆。年初，受沈钧儒委托，创刊并主编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民主生活》周刊，共出12期，在4月下旬停刊。随后，他又到桂林，任文供社总编辑，继续从事民主运动。7月发生“李闻惨案”，举世震惊。宋云彬愤慨万分，立即和柳亚子共同署名发出急电，抗议国民党当局法西斯暴行。在白色恐怖下，宋云彬在8月间被迫避居湖北大冶，其间曾赴香港，不久又回桂林。

香港期间

年1月，应陈劭先之邀，宋云彬再赴香港，任香港文供社总编辑。其间由胡愈之的策划和促成，一度为新加坡上海书店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由宋云彬、孙起孟主编，叶圣陶校订，还成立了编委会。参与编写的有傅彬然、蒋仲仁、廖冰兄、秦似等。这两套教材包括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常识、自然、公民等各门课程，后来在东南亚出版，为华侨子弟的教育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宋云彬还在陈其瑗任院长的达德学院兼任教授。达德学院教授大多是解放战争期间从大陆去的进步文化人和学者，学员则是从大陆去的进步青年和东南亚一带的华侨青年。设有政治经济学、新闻和经济管理等系科，讲授的课程有“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土地法大纲”、“农村工作”等，宋云彬曾担任中国近代史的讲授。不论教与学，都充满着民主气氛。

与夫人孙秀珍在香港汉口道寓所阳台留影（年）

年9月，《文汇报》在香港复刊。在此之前，郭沫若在上海时，曾应该报总编辑徐铸成的邀请，担任该报总顾问，组织过几个周刊。这次又应邀组织由宋云彬、千家驹、孙起孟、侯外庐（后为杜国庠）、茅盾、翦伯赞、曾昭抡等分别主编了七个周刊，从星期一至星期日，轮流编辑，宋云彬主编《青年周刊》，每逢星期日出刊。七个周刊办得都很有生气，受到香港和海外读者的欢迎。

宋云彬在香港期间，和周新民、千家驹代表民盟与民革陈此生、农工民主党李伯球、民进王绍鏊等每星期聚会一次，讨论时事等问题。平时，他经常和柳亚子、沈钧儒、夏衍、邵荃麟、邓初民、张铁生、狄超白、萨空了、莫乃群和徐铸成相往来，经常为一些报刊写稿。他还将年在桂林和重庆，以及后来避居湖北大冶期间着手编写的《中国近百年史》完稿。全书50余万言，由新知书店年在香港出版。在这部书里，他将《年至年的大革命》、《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和《抗战八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范畴，分篇编写了进去，叙述较系统，是这部著作的一个明显特点。

编写新的中小学教材

年2月，宋云彬应邀和郑振铎、叶圣陶、曹禺、王芸生等一起离开香港北上，经山东烟台、潍坊、济南等解放区到达北平。4月间，他担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叶圣陶、副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等共同筹备新解放区中小学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当时新中国尚未建立，这个编审机构暂归华北人民政府编制。7月，宋云彬又作为南方文艺界代表，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9月，由救国会提名，作为该会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推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宋云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第一处处长。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宋云彬和叶圣陶、柳湜、金灿然、魏建功等九人组成社务委员会。叶圣陶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任社长、总编辑，柳湜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金灿然、宋云彬、刘薰宇等任副总编辑，金灿然兼任秘书长。人教社的工作是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当时面临的任务是，力争尽快修订和重编，由国家统一供应。要实现这个目标，工作十分繁重。宋云彬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审阅和编著了多种小学语文教材。不久他调到浙江杭州工作，有人提出将他过去编写的《中国近百年史》前半部，即鸦片战争至北伐战争以前部分，改编为《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在教科书“旧的不适用了，新的没有编出来”的情况下，出版社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没有多加考虑，就由提议者去改编。但这本《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出版以后，遭到读者批评。批评文章在《人民日报》的副刊《图书评论》发表，宋云彬认真考虑后，作了答复，主动把责任承担起来。他说明《中国近百年史》是年开始编写的，不少地方用杂文笔法，显然是不相宜的。他还把《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全书检查了一遍，把读者没有指出来的错误，也列举出来，向读者做了交代。又说，原来他也认为应该抽时间认真修改，或者彻底重编。但是那时他手头事情很多，由提议者替他尽可能修改了一下，他认为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总之，宋云彬对读者的批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当时批评自我批评的气氛很好，批评者提出问题虽然很严肃，却没有扣什么帽子，被批评者也充分申述了自己的意见。

这年6月，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在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宋云彬很同意这个观点，但他认为一般青年对康有为、严复可能都不太了解，便特撰《康有为和严复》一文，由《进步青年》发表。后来他还写了《康有为》，全书7万余言，在这部篇幅并不太大的著作里，他对这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的生平和思想，作了扼要的评述。此书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又出过修订本。

在杭州的几年

年11月，宋云彬在杭州，先后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副主任委员、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副馆长兼浙江师范学院教授等职。浙江是他的家乡，且是他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他这次到浙江去工作，心情是舒畅的。但他平时的主要工作多半仍然是参加社会活动和写作杂文。在杭州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年间，他在《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百家争鸣的一点体会》、《略谈讽刺》、《从一篇杂文谈到讽刺》和《韩愈的〈师说〉》等多篇杂文。对写杂文和讽刺，他似有这样几点看法：

一、只要能够掌握时代精神，懂得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百家争鸣”的口号，那我们一定有信心地在人民内部展开思想斗争——就是进行学术上的自由辩论，用不着有什么顾虑。

二、他很赞成陆定一所提出的，凡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都可以承认它是“一家之言”，让它有宣传和辩论的自由。展开辩论也不一定要得出结论（能够得出结论自然最好）。

三、有人主张不要杂文，废除杂文，这是不可能的。只要现实生活中存在矛盾，也就存在讽刺，矛盾永远存在，讽刺也永远需要。他认为关于杂文和讽刺问题，鲁迅已经讲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更明白，对于提高认识是大有帮助的。

四、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虽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宋云彬认为，现在的所谓讽刺，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的所谓讽刺，就不是讽刺，而是成了造谣和污蔑。

当时《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杂文，批评有关当局两件事：一、某地主管农业的领导干部不准农民搞副业，叫农民把养的鸭子杀掉或卖掉；二、浙江省某县干部下令拆毁古塔，烧掉塔里的文物。宋云彬在浙江工作，读了这篇杂文，认为第一件事只说发生在某地，不知其详，但类似的事情在浙江也发生过，不过不是杀鸭子，而是强迫农民将几万亩荸荠拔掉，改种双季稻，因为违了农时，农民颗粒无收。第二件事指的是浙江龙泉金沙寺塔被毁事件。他认为那篇杂文并非跟事实完全不符，基本上应属于“写实的讽刺”，并非“捏造”和“污蔑”。如果是这样，那也就不是什么冷嘲，也不是乱用了讽刺，或者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自己人。如果像这样的杂文也看作是毫无善意、毫无热情的冷嘲，那必然会发展到“一般地反对讽刺”，杂文这朵“花”就很难放了。

宋云彬十分关心和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常坦诚地向中共浙江省委反映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要求，他认为民主党派成员要起“诤友”的作用。他还积极建议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学习文化，努力掌握专业知识，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在文化学术工作上，领导人尽量少作行政干预。他还十分关心文物保护工作。秉性耿直、襟怀坦白的宋云彬，胸无城府，有时颇为天真诙谐，遇到问题常常直言不讳。年，在省政府的一次会议上，他对浙江龙泉毁坏古塔和古塔文物的事件，提出了批评，要求省政府重视这一事件，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另外还讲到，有位中学教师写了篇童话，说到小孩子讲谎话，鼻子就会掉下来。有位领导人在作批判唯心主义报告时，竟以那篇童话作为唯心主义的典型来讲。他认为所有这些，分不清文物和迷信，也不知道什么是童话之类，都是由于缺乏文化素养造成的。但在年的整风反右派运动中，宋云彬也不无惶惑地思考：怎能正确区分“讽刺的乱用”还是“不一般地反对讽刺”，做到党所倡导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呢？据宋云彬的女儿宋蕴庄事后说起，许志行告诉他们，毛主席阅看宋云彬发表的杂文后，连说“书生之见，书生之见！”但宋云彬仍被错划，除保留浙江省政协委员外，撤销其他一切职务，由行政9级降至行政14级。年虽摘掉帽子，直到年2月才得以平反昭雪。

校点《史记》和《后汉书》

被错划以后，宋云彬作过多次思想检查，但是他始终不知道错在哪里。对不合理的事提出意见，希望改正，不正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么？有的领导人讲了一些不恰当的比喻，闹出了笑话，写篇杂文“讽刺”一下，不也是可以允许的么？怎能说这就是“讽刺的乱用”呢？他无法理解。当时他只感到自己不能再搞“政治”了，对古书还有点基础，后半生唯一的出路还是整理古书，对人民也许还有所帮助。他写信给在上海的朋友，希望能到上海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史记点校后记》草稿

《史记出版说明》草稿

年12月，国务院科委成立了以齐燕铭为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指定中华书局为它的办事机构，并改组为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正在从各地物色和调集专家学者。宋云彬于年9月从杭州调到了北京，在中华书局古代史组担任编辑，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当时“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刚开始不久，其中《史记》原来由顾颉刚校点的，他的助手贺次君协助顾老作了不少具体工作。宋云彬接手后，发现原来的校点体例很不一致，他反复考虑后，向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提出一个建议，由中华书局出面邀请顾颉刚、聂崇岐、贺次君和叶圣陶、王伯祥等几位专家，商量一下校点体例和底本等问题。他们座谈了几次，最后商定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重新加工，并由聂崇岐协助审阅。当时宋云彬虽已年逾花甲，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他按照新商定的校点体例和底本抓紧工作，12月下旬完成第一批稿件，以后陆续发稿，陆续校对。全书卷，共余万字，分装大32开精装6册，平装10册，并由郭沫若题签，在年9月出版，向国庆十周年大庆献礼。接着，他在中华书局老编辑宋茂华的配合下，以南宋绍兴刊本为底本，着手校点《后汉书》。经孙毓棠、曾次亮、孙人和协助审订，《后汉书》全书卷，共余万字，分装大32开12册，在年5月出版。他还将《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高帝纪》译成语体文并加注释，改名《项羽》、《刘邦》，列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政治人物传记译注》丛书，在年12月和年8月出版。在这段时间里，他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每星期都去北大为古典文献专业同学讲授《史记》专题课，专业的同学也经常到他家里请教，他都热情接待。

紧闭着的“三扇门”

在中华书局这些年，宋云彬的工作和生活是比较稳定的，他对被错划虽不免感到委屈和怅惘，但在勤勤恳恳工作之余，总是不断进行反思。尽管这样，他总觉得一些事情解释不通，处在复杂和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

年2月开始，宋云彬将日记更名为《无愧室日记》

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宋云彬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安定几年，我们的祖国又遭到十年浩劫，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业务停顿，他也就不再能从事这项工作了。年12月，他虽已年逾古稀，仍随同中华书局全体干部和部分家属一起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改造。年夏秋因病回到北京，这时他虽然仍咬着烟斗，仿佛还是那样从容潇洒，风度不减当年，但直到去世，整整七年，几乎一言不发，年4月在沉默中长逝。临终前只说：“我心中有三扇门紧闭着，再也打不开了。”这紧闭着的“三扇门”究竟指什么，谁也无法说清，只能说老人是在他六十年的文化苦旅中，最后经历了一场无法理解的历史浩劫，怀着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无穷忧虑而去了。

宋云彬年应邀从香港到北平，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被推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协商新中国建国大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他以浙江省代表身份参加大会。年被撤销代表资格，年后以特邀代表身份当选为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他的错划虽得到平反昭雪，但已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气象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

年1月于北京

年10月修订

选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宋云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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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彬文集》收录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的论著、杂文、书信、日记等，煌煌五大卷，是宋云彬作品的第一次结集出版。文集第一卷为史论、时论，第二卷为杂文，第三卷为教育论文、序跋、书信和专题著述，第四、第五卷为日记，真切地呈现了作为一个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出版家多重身份的人物，对20世纪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想，全方位勾勒出一幅中国近代史的肖形图卷。

（统筹：启正；编辑：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