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速览ldquo大变局与中非合_云南论坛_云南新闻

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大变局与中非合作的战略定位再明晰”研讨会于年9月25日在云南大学召开，这是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构建更为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系列研讨会的第二场研讨会。研讨会围绕“政治、国际合作与网络建设”“经贸、发展合作与压舱石建设”及“和平安全合作与战略突破”三个主题展开，来自商务部、国家卫健委、中非发展基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云南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20余人出席研讨会，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党委书记张永宏教授致开幕辞，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贺鉴教授主持开幕式并作会议总结。

围绕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非关系的战略地位变化，与会代表有着高度共识。首先，百年变局对中非关系影响重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副所长曾爱平副研究员指出，中美博弈是结构性矛盾，实质上是发展模式、国际秩序转型及意识形态之争，美国为遏制中国在非影响，不断攻击中非合作方式，通过各种方式抹黑中国在非形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黎文涛副研究员也认为，百年变局中的中美关系变化对中国外交、中非关系产生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健康战略与全球卫生研究部副主任王云屏副研究员指出，疫情下中非合作将更加团结紧密。贺鉴认为，我们应该明晰对非战略，但同时更应该根据复杂多变的局势认真反思并及时调整对非政策。其次，百年变局使非洲在中国外交中的基础作用得以凸显。曾爱平认为，从战略定位看，非洲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已经很清楚，由三个层次组成：中国外交基础中的基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命运共同体。但执行方面可能有待优化。黎文涛强调，非洲是中国外交基础中的基础，当国际环境面临变化时，非洲的战略支撑地位日益凸显，但中非认同基础、利益关系、人文交流等均在发生变化。中非发展基金研究部郝睿总经理认为，新冠疫情没有改变中非经济长期互补的基本面和中非深化互利合作的大趋势，在大国博弈、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非洲比以往更加相互需要，非洲在中国对外合作中的战略价值、示范意义不仅没有降低，而是增强了。王云屏指出，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的融合是构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试验地和示范地，更是中非关系特别是对非援助提质创新的重要抓手。最后，更好地发挥非洲的战略支撑作用，需要更加优化具体的执行。曾爱平强调，要从补短板、强弱项，符合中非双方需要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通过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相互理解，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非洲发展，抓住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挖掘中非合作潜力。黎文涛认为需从三个方面夯实非洲的战略基础作用：一是抓住非洲关切，结合中国利益来夯实中非关系；二是加强与非洲社会精英的沟通联系，包括媒体人、律师、意见领袖、宗教领袖、工会等非政府组织领袖；三是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非洲故事。王云屏指出，加强中非卫生健康合作的顶层设计，及时推出对非卫生援助的国别规划，帮助非洲国家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特别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监测和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加强疫苗、药品研发合作并提升非洲本土医药产业生产供应能力，在区域和全球多边治理机制中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加大培养复合型卫生外交和援外人才等都是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经贸合作是中非合作的压舱石，但正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发展合作应当是压舱石得以进一步夯实的重要方面。与会代表大多强调，经贸合作与发展合作要相互配合，拓展发展中的合作，满足非洲发展需求。郝睿指出，中非经贸与发展合作中应当坚持义利并举和探索创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郑宇教授指出，中国对非经贸合作事实上结合了投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三个支柱，形成了3I模式的新型发展合作关系。同时，中非经贸关系既有互补也有竞争，需要综合全面地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周玉渊副研究员指出，中非经贸合作中有一定的思想包袱，中非合作的土壤、环境和根基都在发生变化，因此需要重点从开放性、包容性等角度思考中非经贸、发展合作的整体方略。中非经贸与发展合作面临大量现实挑战，需要系统思考应对策略。郝睿指出，新冠疫情打破了非洲经济脆弱平衡，加剧了自年左右以来“低增长、高债务”的状况，非洲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转型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这限制了非洲国家的消费潜力，也导致其创汇能力不足，债务特别是以外债来弥补财政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非洲各国将更加重视推动工业化，吸引私人投资和直接投资，以公私合营模式（PPP）推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努力促进能够提供广泛就业和创造更多外汇的加工制造业。在新的形势下，对非经贸合作中的双边贸易、工程承包和直接投资都需要在以往基础上探索创新。例如，最近获批的湖南和浙江自贸区均提及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包括小商品贸易与大宗商品联动的新型易货贸易。此外，在医疗卫生、粮食安全等民生领域，以及农产品加工、轻工制造等增加当地附加值的工业领域，中非之间的合作也在提速。郑宇认为，中国对非新型发展合作模式的后果是多样化的，因此导致非洲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差异，需要从政策上提供全盘思路，加深对非洲国家的内政理解，对接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平衡国内官方、民间的努力形成合力。云大非洲中心副主任梁益坚副研究员针对如何进一步提升中非发展合作提出，一是增加对非进口和对非投资来增强非洲自主发展的能力；二是加强中国在非私营企业的相互联系和合作，拓展中国在非投资领域，将中国的物流、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成功商业模式复制并应用到非洲市场；三是推动非洲经济的绿色复苏，共建绿色产业链，推动非洲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加强高等教育、健康卫生和扶贫领域的合作。贺鉴认为，应该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好对非经贸投资与经济援助的关系，帮助非洲国家摆脱“举债发展”的困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副主任宋微副研究员指出，中非发展合作总体是成功的，且大有潜力。中国对非援助能够主动对接受援国的发展战略，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在项目管理上推动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相分离。但随着疫情蔓延，非洲国家大多遭受重创，非洲国家获得外部援助的难度加大，同时吸引私营资本投资能力下降，这些都使我国对非援助面临重大的期待和压力，特别是减债方面。中非发展合作的创新，首先需要扩大资金池，如引入三方合作或动员更多的私营资本；其次是要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力度；最后是要优化援助的执行方式，通过如三方合作等方式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主任赵蜀蓉教授做了题为“后疫情时代推进中加研究几点思考——以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为例”的发言，她以新冠疫情这一大背景为前提，提出在“一带一路”和“非洲大陆自贸区”背景下，中加继续推进合作的有利条件。研究应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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