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值此建党95周年和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将陆续刊发系列连载，让大家和小编一起缅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党和人民部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去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越过世界先进水平”

1、荆卿豪气渐离情

　　毛泽东是从于都踏上长征的征途的。

　　年9月，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被迫同优势的敌军拼消耗、打阵地战、结果人数越打越少，苏区越打越小。9月下旬，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中共中央不得以做出撤离根据地的决定，命令各军团逐步退到以于都为中心的各指定地点集中，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身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先行离开瑞金云石山，到于都部署工作。

　　在于都，毛泽东住在北门外河屋，这里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一所用卵石铺地的院子，迎门是一棵茂盛的黄檀和两棵松树，后院是两棵大袖子树和一棵大樟树，院墙周围是许多青翠的竹子，幽静恬雅的环境，微微拂面的秋风，但却很难驱除深深郁结在毛泽东心头的烦闷。

　　在夕阳余辉的沐浴下，毛泽东漫步于都河畔，万千思绪象奔淌的于都河水一样越流越远？？

　　第五次反“围剿”.面对蒋介石50万大兵压境，博古、李德等人一改过去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反而以劣势的装备和兵员，以硬碰硬的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自己和刘伯承等多次力争，终未被他叩接受，结果，先是黎川失守，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的联系实际被敌切断。接着，又坐失联合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粉碎蒋介石重兵“围剿”的良饥，使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解除了后顾之忧，一举打开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攻占广昌。博古和李德等还不醒悟，继续分兵把守，使红军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牺牲惨重。至年5、6月间，东路敌军已占领苏区的沙县、将乐、泰宁、龙岩、连城；北路敌军已占龙冈并进驻广昌以南；南路敌军已占领筠门岭；西路敌军已进至兴国西北。根据地日渐缩小，红军大量减员。

　　刘伯承因力谏而被撤去总参谋长职务，下派到五军团任参谋长。彭他怀痛骂他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骂又有什么用呢？李德等我行我素，战至9月，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的白衣岭发动进攻；南部粤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根据地不守已成定局。

　　想到此，毛泽东愈发烦恼和沉痛。作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者，毛泽东此时心情之悲愤，是人无法全面体会得到的。

2、峥嵘岁月稠

　　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下，我们党开始创立自己的武装。毛泽东独辟蹊径，提出“上山下湖”。他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任何军校和讲武堂。这个只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半年大兵的教书先生，凭着信仰和胆略，凭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毅然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暴动。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创建红军的道路是极其艰难曲折的，就说起义队伍进军方向的选择吧。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的原定进军方向是会攻长沙。但起义之初，由于强敌反扑，参加秋收起义的各部农军相继失利。怎么办？是循当年国民党先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之路吗？不行，在前不久举行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携九军、十一军、二十军共三个军二万多人之众进军两广，仍在优势敌军的围击下失败。何况秋收起义的队伍这时已只剩下一千多入，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部到浏阳文家市集合。然后率部队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山区进军。这是一个不得以的选择，但它确实是基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想到此举竟是后来进一步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起点。但是改变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就这样迈开了。

　　再说进军湘赣边山区的途中，部队迭遭挫折。毛泽东向农村进军主张的坚决支持者、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中敌埋伏牺牲。身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此时也很惨，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被挂破了数处，脚也在行军中磨破化了脓，走起路一瘸一拐；更严重的是旧军官不听指挥，曾经当过黄埔同学会的宣传科长的黄埔一期生师长余洒度，就带头起哄，这位黄埔军校的骄子，昔日颇受校长蒋介石、教育长邓演达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青睐。这时他激进地坚持已不可能实现的起义初衷，要队伍去攻打长沙。①更多的旧军官和士兵、农民等，则是对前途丧失信心，不少人纷纷扔下枪当了逃兵。起义队伍入数锐减，只剩下不足一千人了。毛泽东不急不躁，他把部队带至永新三湾村，进行改编。他废除军队内的旧制度，实行民主制度，在连以上建立起士兵委员会，特别是他第一次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以上建立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从而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保证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那时，毛泽东在领导军队和指挥打仗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但这恰恰应了他后来的一句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一开始就按照一种全新的方式创建和领导军队。既不同于苏联，更不同于国民党和和旧军阀，而完全是在实践中摸索。

　　比如改造井冈山地区的农军首领袁文才、王佐，他没有象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者那样简单地把他们视做土匪头子杀掉，也没有沿用旧军队封官许愿、金钱拉拢一套手法，而是做具体的分析。他们是穷苦出身，政治上有进步倾向，袁文才还是党员，有一定的群众拥护，但又有不少江湖人的毛病。毛泽东对他们以赤诚相见，第一次见袁文才，他不带大队武装，只带三五随从，①余洒度在三湾改编不久，就以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名义到了上海，脱离。共产党，加入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黄埔革命同学会的反蒋工作，年被捕，他又背叛了邓演达先生，彻底投到格介石门下，在国民党军队中搞“政训”。后来，连蒋介石也抛弃了他，以贩卖鸦外的罪乞将他枪毙。

　　还给缺少枪枝的袁文才送去一百条枪。袁文才大受感动，立即撤去埋伏防变的人枪，杀猪宰羊招待毛泽东。在毛泽东和他的部下何长工等真诚耐心的帮助下，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很快被训练改编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这对秋收起义的队伍能够站住脚和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就一反旧军队只管单一作战的习惯，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向部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这样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和军队将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敌强我弱形势下革命军队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这种消极的转移，逐步变成了在敌人统治的边缘建立红色政权，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积极战略进取。

　　在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上，毛泽东也没有采用过去一切正规军的战略战术，他是中国古代绿林豪杰和当地农军领袖同敌人“打圈子”等战术中，逐步悟化出一套适合那时敌我力量对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年4月迎回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建立起红四军后，毛泽东就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这成为红军作战原则的基础，就是运用这一战术原则，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同优势敌军作战，连续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赣敌对井冈山地区的四次“进剿”。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和朱德又指挥红四军粉碎了湘赣之敌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两次两省“会剿”，迎来了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的会师。年1月，毛泽东为粉碎湘赣敌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又运用这一原则，做出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主力向敌后方赣南、闽西挺进，“围魏救赵”，牵制敌人，粉碎其“会剿”的决策。在他和朱德率领下，红四军“红旗跃过订江，直下龙岩上杭”，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基础。

　　仗越打越大，红军越打越多。年12月30日至年1月3日，按照“撤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军五天两仗，歼敌一万多，活捉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干净利落地粉碎了蒋介石十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五个月后，年5月16至31日，各路红军遵照毛泽东集中兵力失打弱敌，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由江西富田福建建宁，“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连打五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二十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接着，毛泽东和朱德又指挥红军，在8月上旬到9月中旬，打了六仗，共歼敌3万多人，缴枪1万4千余枝，粉碎了蒋介石亲自统率的30万嫡系部队对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围剿”。使得“有人泣，步步为营嗟何及？”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进一步扩大，包括21个县，万人口、达到全盛时期。毛泽东麾下的红军，也由刚到井冈山时的不足一千人壮大到3万多人。

　　这一幕幕“漫天飞雪，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毛泽东历历在目。每念及此，顿生无限的豪迈和感慨。

　　正当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这一整套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的理论，以指导全党逐步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苏联的强有力的挑战。随着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一批批在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学习和培养过的

　　中国共产党人，陆续来到中央根据地。同时，他们也把苏联的一套套建党、建军和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搬到了中国苏区。特别是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中央的统治地位后，他们陆续向中央苏区派去了中央代表团等“钦差”和干部，全面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张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干部，在政治上不乏对革命事业的忠城，又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各个都是“科班”出身，相对于没有进过大学，更没有留过洋，又不修边幅的毛泽东，他们显得更具有理论水平，因而神气十足。由于他们大多是以贯彻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央代表身份出现，似乎就更不容置疑和抗拒。而事实他们的理论指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的。他们一到苏区，就以高高在上的领导口吻说：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①接着又指责年6月成立的红一军团前委（毛泽东是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和中央苏区（毛泽东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书记）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要对苏区中央局实行“改造”和“充实”。到年11月1日至6日的赣南会议（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他们就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旦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毛泽东素以不畏权威，敢于坚持真理而著称。他那种“不信邪”的勇气，常为世人赞叹。但也不尽如此。请看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教训时的一席后：

　　“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紊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当年毛泽东在讲这席话时，可能不无懊侮之意。但也许正是由于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在年面对手持中央和共产国际上方宝剑的“左”倾错误执行者，毛泽东没有丝毫的疑虑和畏缩，他坚信自己在四年多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了做法是对的。

　　年1月，为贯彻上海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中央局提出要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在审时度势后，旗帜鲜明地指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如果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毛泽东的意见未被采纳，结果攻打馈州严重受挫。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中央局领导继续贯彻中央“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坚持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毛泽东反对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方针，指出攻打赣州已经造成严重损失，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只能进行运动战，不能冒险去进攻①《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页，江西人民出版社年版。

　　中心城市，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不对的。他主张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共产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赣东北和闽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范围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这实际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同城市中心论的一次交锋，苏区中央局自然不会听毛泽东的意见，他们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定中央红军分为中、西两路行动。毛泽东随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前进。途中，毛泽东说服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指挥中路军改向闽西发展。苏区中央局终于接受这一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指挥东路军占龙岩。攻克漳州共歼敌约4个团，俘敌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在漳州筹款多万元。

　　攻漳州获胜，打赣州受挫。两条路线，两种结果。这更坚定了毛泽东坚持自己正确主张的决心，也大大激怒了“左”倾冒险主义者。

　　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一份长电，指责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毛泽东及其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这是与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这份电报完全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发出公开反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号令。

　　毛泽东没有被临时中央的指示电所压服，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他和总司令朱德从战场实际出发，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北移，在乐安、宜黄、甫非一带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为第四次反“围剿”设计了一张战略蓝图，后来的四次围剿”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设计发展。

　　然而，这一训令却引起中央局领导人的极大不满。他们于10月1日电示前方：“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部署。”接着，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会议的焦点是第四次反“围剿”应取什么方针，是贯彻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呢？还是采取毛泽东主张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呢？会议在“左”倾冒险主义者操持下，批评了毛泽东不打赣州，打漳州做法，指责毛泽东和朱德颁发的9月26日《训令》是“等待主义”、“以准备为中心”，“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是所谓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会议“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中央局领导人提出：前方由周恩来负领导战争总责，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以便前方战争领导“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也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但最终毛泽东还是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到后方养病。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探望、安慰，毛泽东坦然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10月1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毛泽东“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10月26日，周恩来正式被任命力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他没有完全听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令，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和朱德坚持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战术原则，以及毛泽东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反“围剿”制定的战略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七万红军，连战连捷。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人枪，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

　　但是，毛泽东的境地并没有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而改变。这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站不住脚已于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为了全面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不以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为满足，他们看到毛泽东在广大军队和地方干部中所受到的拥戴，他们开展起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排斥、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广大干部，以彻底清除毛泽东的影响。

　　年10月间，毛泽东在汀州医院疗养，福建省委（亦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那里住院。毛泽东找罗明谈话，对罗明谈了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还指出，在（上）杭、水（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扫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天，罗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在报告中把毛主席与斯大林并称为“我们最好的领袖”。

　　罗明报告惹来了大祸。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不执行“积极进攻路线”，“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地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普遍展开。福建省较高较老的干部，普遍受到了打击，甚至没有一个区、没有一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年2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当时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毛泽东的亲弟弟，谢维俊是江西军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先后提任寻乌县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邓毛谢古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对中央局排挤毛泽东表示不满。“左”倾冒险主义者讥讽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邓毛谢古却说：“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在反“围剿”斗争中，邓毛谢古机动作战，不与敌人死打硬拼。“左”倾领导者对他们大力不满，指责他们“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即逃跑主义”，“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绝对反党反国际”，是“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小集团”。接着，在江西全省开展反“江西罗叫路线”的斗争，把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撤了职。

　　在军队中也开展了“反对经军中的罗明路线的斗争”。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因“左”倾错误指挥造成的黎川、浒湾战斗失利，而被移罪撤职判刑，罗荣桓、腾代远、李井泉、余泽鸿等一批军队干部，也受到了打击，并被撤换。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时领导这场斗争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了中肯的剖析：“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有倾遍于国中”。又说；“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①

　　毛泽东本人也被彻底剥夺了在军队和党内的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年初在“二苏大”上，又免去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张闻天充任。毛泽东再次被架空。

　　“左”倾领导者兴高采烈，博古曾兴奋地说：“老毛（泽东）变成加里宁了，哈哈！

3、踏遍青山人未老

　　毛泽东在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仍争取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政府工作中去，他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长冈乡等调查报告。他积极推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和支援反“围剿”战争的各项工作。李维汉在回忆毛泽东当时情况时说；“他（毛泽东）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①

　　在做好政府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对战局的发展十分 　　年9月中旬，敌北路军正准备由北向南发动进攻，毛泽东判断敌人的进攻目标可能指向黎川一带，他及时地向中央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②这个建议和中央负责指挥军事”三人团”关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术、是相抵触的，自然没有被采纳。

　　年11月20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这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在福建事变的酝酿阶段，10月初，第十九路军派出代表陈公培（吴明）、徐名鸿来到瑞金，携带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工作，以潘健行（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等谈判，毛泽东、朱德亦多次与陈公培、徐名鸿会见、谈话，取得了一致意见。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互通商品贸易，互派全权代表互驻等。这一协定的签订，从政治上推动十九路军走向反蒋，十九路军领导人解除了后顾之忧，即于11月20日发动了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使蒋介石“围剿”中共苏区的东部战线倾刻崩坍，这是前四次反“围剿”中从来出现过的有利形势。对于这一事变，在毛泽东的参与下，中共临时中央的政治上利用了它，这是正确的。不仅如此，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看到，这是转变战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良机，主张在军事上也利用它。于是，他再次向中央提出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①一次在李德住处召开的军委会上，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苏、浙、皖、赣四省交界的地区去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不要堡垒对堡垒，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的保垒政策归于失败。”①彭德怀也曾向中央提出类似的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②如果实行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必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也能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据参加这次“围剿”的、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③福建事变被镇压后，蒋介石曾对其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说：“过去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④可见，如果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得到采纳、实行、第五次反“围剿”必将出现另一番情景。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页

　　②《萧劲光回忆录》第—页。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版第—页。

　　然而，博古、李德坚持用教条主义眼光看待事物，把十九路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不原意在军事上支持十九路军。他们斥责毛泽东的建议是“放弃根据地”，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拒绝打击东调去镇压十九路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却把红军主力从东线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他们不愿意利用福建事变这个粉碎“围剿”的有利时机，致使良机坐逝。

　　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于年1月下旬，立即重新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左”倾领导者要求红军实行阵地战、堡垒战，以短促突击战术顶住敌人的进攻，井向敌人的堡垒阵地攻击。从1月下旬到3月底，红军在阵地战中连连失利。4月，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昔战18天，接连失利，广昌失守，中央苏区逐渐缩小。反“围剿”陷入缺少回旋余地的非常困难的境地。

　　然而，红军在北部战线广昌苦战失利时，南部战线会昌却“风景这边独好”。年4月，毛泽东来到了南线会昌，直到7月间才回到瑞金，会昌，是中央苏区的南方门户，粤赣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一到会昌，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他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到部队调查研究，参加粤赣省委会议；找苏区边沿地区的县区干部谈话。他指示在筠门岭打阵地战的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他说：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消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①当时因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在会昌等地出现群众倒向敌人的“反水”现象。对此，毛泽东指示说；对“反水”的人决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同时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争取“反水”群众加到我们这边来。

　　①伍修权：《往事沧桑》第页

　　②《彭德怀自述》第页。

　　③宋希濂：《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④宋希濂：《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方强他们重新作了战斗部署，会后主动地有计划打了五六个小胜仗，并在一次夜袭中把敌一个加强营大部歼灭，使敌人较长时间龟缩在筠门岭，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始终没能占领会昌。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地方工作也改变了“左”的错误政策，作了深入宣传，“反水”的群众态度转变了，不再向敌人通风报信，而是转向红军报告敌情了。中央苏区的南部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和巩固。

　　一个月后，毛泽东进一步向前线深入，他来到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看望干部战士。5月间，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组成的中央团来到南线，他们严历指责筠门岭失守是退却逃跑，对红二十二师的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师政委方强被关进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其他师团干部也受到错误处理，部队情绪波动很大。这时，毛泽东对该师干部说：“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为革命不惜自己的生命，前面哪怕是刀山，哪怕是火海，也要闯过去。因为我们是红军战士的指挥员，战士们在看着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研究情况，从出现的问题中提高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善于深入细致地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从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这样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①

　　毛泽东在反“围剿”的紧张时刻，足迹踏遍会昌前线各地，对南线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在会昌期间，毛泽东听取了粤赣军区司令贝兼政委何长工的汇报，一同分析了敌人，认为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这个矛盾可以为我所用。他们详细分析了陈济棠的情况。陈济棠是粤军地方军阀，“围剿”军南路军总司令，他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偏安广东地盘，永据“南天王”宝座，并不想为蒋卖命。他深知蒋介石反复无常，居心叵测，他知道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一石两鸟，借刀杀人”，他在派部队向药门岭进犯时，怕蒋抄他后路，颇有后顾之忧。他在攻占筠门岭后，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的架势，骗蒋晌械，暗地里却派人前来，找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企图借苏区作缓冲，避免蒋军直接进入他的防区。蒋虽已察觉，斥陈“借寇自重”，但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慧眼识微，说：“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目前仍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做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谈到当前部队的行动时，毛泽东说：“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和赤卫队，在地方党、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还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毛泽东强调地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的本钱。”①

　　①方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南方战线》：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页。

　　①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页。

　　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开阔了何长工的眼界，为他以后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停战协定，打下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央红军顺利突围作了铺垫。

　　毛泽东身在会昌，心系全局。调查有得，及时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年6月22日，他在会昌发出《关于粤赣地区作战及七军团在瑞金待机问题给恩来电》。关于红军战术，他提议应选择“群众、地形及隐蔽条件均好”的，“加紧全力训练，加紧敌情侦察”、以待机行动；当向敌出击时，我们的战术“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敌”。当时中央军委拟将军团调住南线，加强与粤军作战，毛泽东认为陈济棠有与红军“明打暗和”之意，进攻不积极，不宜将红七军转入调往南线，提议红七军团仍“以瑞金待机为宜”，并可从南线调一部分主力红军下来配合地方部队，肃清苏区内部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铲共团”，以巩固苏区内部。②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改变了红七军团南调的部署，十余天后，红七军团踏上了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转战的征程。

　　毛泽东在会昌巡视、工作了两个多月，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使部队的作战和苏区的建设都发生了积极的巨大变化，与北线屡战屡败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会昌期间，毛泽东带领一些同志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极目四望，

　　浮想联翩，以如椽大笔写了《清平乐·会昌》的光辉词章：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南线形势的好转；并没有改变整个战局。年7月，毛泽东从会昌一回到瑞金就面临着战略突围的严峻形势，他那才得稍许舒展的盾头又紫皱起来。

　　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页。

　　②《历史的丰碑》第30页。

编辑：马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