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公元前年—公元前年)

战国初期，群雄并起，共有二十多国，依然以周天子为共主。

经过春秋时期的无数次兼并战争，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少。到战国时期实力最强的七个诸侯国分别为秦、齐、楚、燕、韩、赵、魏，这七个国家被称作“战国七雄”。

除战国七雄外，还有越、巴、蜀、宋、中山等大国。小国尚有郑、卫、东周、鲁、滕、邹、费等，但其实力与影响力皆远远不及战国七雄，只能在强国的夹缝中生存，且最终均为七雄所灭。

《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的弟弟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可见当时七大诸侯国都有战国的称呼。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没有变化。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时，才开始把“战国”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战国时期开始于公元前年（周元王元年），即《史记》的《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灭齐统一六国的一年，共年。

由于郡县制度的加强，以获取土地、财富、人口的国家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促使这个从春秋时期开始便战争不断的土地逐渐走向新的时代。战国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这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史称“百家争鸣”。中原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名士的纵横捭阖，宿将的战场争锋，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战国时期也塑造了帝制中国的雏形。

战乱频繁

公元前年，东周共主之周威烈王册命了韩、赵、魏三家列位诸侯，由此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从春秋时代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六十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了二十余家。其中又以西嬴姓秦国，东田姓齐国，中原三晋（赵国、魏国、韩国），南芈姓楚国，北姬姓燕国此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各家的兼并战争使得诸侯变少了，胜出者疆域变大了，人口变多了，财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天下从成百上千个小国家整合为十多个大实体国家，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不复存在，各个大国不得不面对直接残酷竞争的格局。资源的集中使得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在彼此间不断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谋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富国强兵成了各国决策层的首要考量目标。在此时代出现的普遍的需求之下，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应时展开，战国时代的大幕也随之拉开。

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七雄并立

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相互混战，国际社会非常不稳定。战国初期东周境内尚有十几个国家，其中以齐、晋、楚、越四国的实力最强，有四分天下之势。

后来晋国内乱，以智氏、范氏、中行氏和韩、赵、魏六家为主的“六卿”又互相兼并，范氏和中行氏倒下后，以智伯瑶为首的智氏，於前年联合韩、魏两家合兵攻赵，把赵襄子围在晋阳，决汾水灌城。韩、魏突然和赵氏联合起来，于前年消灭智氏，瓜分了智氏的全部土地。不久，三家又将晋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今山西闻喜县）、绛州（今山西翼城东南）外，也都瓜分了。这时的晋国国君降到了三家之下，卑屈到要朝见三家大夫（三家分晋）。

齐国卿族田氏到陈完的第五世孙田恒，联合鲍氏，灭了当时专权的欒、高二氏篡夺齐国政权（前年田氏代齐）。

与七雄相毗邻的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南面有巴国、蜀国、闽、越，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匈奴、义渠。至秦统一，通过列国的兼并战争和自发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迁徙，这些少数民族多与中原民族融合，有些则保持了原有的民族风貌，部分如匈奴则与中原成对立姿态。

社会变革

战国时期，铁器开始出现与使用，取代了石器而与青铜器同时并进使用，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的发展，而春秋时的井田制被取消。农业进一步发展，各国人口增多。手工业的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得到大力发展。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加剧。诸侯国兼并土地战，争夺生存空间，代替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霸权争夺。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田和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

这些发展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世袭的等级制度被瓦解，一些过去的贵族失去了地位，而另一些那个时候的平民通过经商或其他的机会致富，甚至成为政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官僚制度发生了变化。

战国初期。封建经济已经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由于新建立的封建政权，面对着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确保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战国初期各个国家纷纷掀起变法运动。

变法

李悝变法（公元前年）

为了应付这些变化，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变法。最早开始改革的是魏国。

从晋国分离出来的魏国，立国初期的运气很不好，魏国的国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基本都位于中原的腹地。魏国的东面是齐国，西面是秦国，南面是楚国，北面是赵国，夹在中间的魏国，在地利上处于劣势。

魏文侯在前年继位后，师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招揽了一大批人才。之后又启用魏成子、瞿璜、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进行了改革。

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悝被文侯任命为相邦，是文侯、武侯时期变法的关键人物。他吸取各国成文法的长处，编写了《法经》，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

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止奴隶制时代的世袭贵族特权，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选贤任能，赏罚严明。这是对残存的奴隶贵族世袭制度的最后颠覆。世袭制的废除，向各国招纳贤才，使魏文侯统治时期的魏国有了英才荟萃的局面。

经济上，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是对中国传统井田制度的最后颠覆。井田制度经过春秋时代的连续动荡，早已经名存实亡，也成为奴隶主贵族维护封建制度的一个口实。尽地利的实施，使魏国的土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快速增长。传统的奴隶主贵族经济被彻底打破，大批原本属于奴隶主贵族的庄田，通过开阡陌的方式转入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手中。魏国经济全面转型。

实行平籴法——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和价格：政府在丰年以平价收购农民余粮，防止商人压价伤农；在灾年则平价出售储备粮，防止商人抬价伤民，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政治上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法经》，汇集各国刑典，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法经》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

军事上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通过武卒制度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即魏国的武卒战斗力，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

李悝变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魏国的国势，在魏文侯在位的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他在位的50年，是魏国雄霸天下，称雄于诸侯的50年。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从李悝开始，战国时代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的革新逐渐进入更深入、更广泛的层面，即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动。由此，中国文明进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阶段。

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李俚变法不仅揭开了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序幕，而且在魏国首先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小农经济制，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吴起变法（公元前年）

背景

吴起变法是战国初年楚悼王当政时，于公元前年—前年，任命吴起（前年－前年）为令尹，对楚国政治、法律、军事等实行改革的变法运动。公元前年，楚悼王去世，变法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宣告告终。但经过变法，楚国国力开始强盛，并在公元前年联合赵国大败魏国。

楚国地广人众，能够调集百万大军，在战国七雄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失土地。在极其窘迫的形势下，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楚悼王很想有一番作为，但苦于缺乏变法图强的真正人才和支持者。

恰恰这时吴起来到楚国，吴起为楚悼王分析楚国的弊端说，楚国贫弱的原因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即大臣的权势太大，威胁着国君的权力；受封食禄的贵族太多，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税收。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明法审令”，尽快变法革新。对吴起分析的种种弊端，楚悼王深有感触，于是先任为宛守，防御韩、魏。一年以后，晋升为今尹，主持变法。

楚国是春秋老牌强国，和晋国争霸了百年，虽在春秋末期遭受了吴国大举入侵，国势大损，但随着楚昭王，楚惠王数十年的修养以及不断对南北拓开疆域，渐渐有了复兴的苗头。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楚国北败三晋，西却秦，南开长沙，苍梧，天下诸侯畏楚之强。

公元前年，楚悼王死后，贵族叛乱，射杀吴起并箭中王尸，新即位的楚肃王将其叛乱贵族尽灭，但同时造成楚国朝政大为混乱，楚肃王为稳定朝政，与剩下的贵族达成协议，废除吴起的部分变法，以求稳定国家。变法虽被大大缩减，但不影响楚悼王为楚国留下的强国之体，其后楚宣王，楚威王即位后，创造了楚国在战国前所未有的盛世情况，即楚国历史上的宣威盛世，在此期间，楚宣王扶持过秦献公，秦孝公，秦楚两国通婚连好，共对魏国。楚宣王又发兵救赵，离间三晋，削弱强魏。齐魏徐州相王而不通知楚国致使楚国大怒，楚威王在徐州大破齐军，给了齐威王一个教训，楚国在此期间国势达到最强的局面，总体发展还是向上的，并使这一盛世延续到楚怀王前期。

内容

一、均爵平禄。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吴起认为楚国积弱的原因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他们对上威逼君主，对下欺凌百姓，导致国贫兵弱。吴起实行"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百吏之禄秩“的政策，废除旧贵族世官特权。吴起还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把旧贵族及所属迁到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区。这一方面打击了贵族势力，同时也对楚国边远地区的开发起到积极作用。

二、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精简政府机构，重用贤能之士，为了整治官场腐败，禁止官员之间私下请托，要求官吏做到”使私不害公，馋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合，行义不顾毁誉“。同时裁汰”无能“，”无用”之官，节约经费“抚养战斗之士”。

三、统一楚国风俗，禁止私人请托；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家效力。

四、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民都明白知晓。

五、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

六、加强军事力量。吴起早年在鲁、魏都以军功见长，吴起认为强国”要在强兵“。而”强兵“的开支，吴起则用”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的方法来解决，用财政提高士兵待遇，增强战斗力。

结果

公元前年，楚悼王去世，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攻打吴起。吴起被箭射杀，死后尸身被处以车裂肢解之刑。变法运动宣告失败。

影响

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任用贤能，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

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前年，楚国出兵援助赵国，与魏军大战于州西。楚军穿越梁门，驻军林中，饮马于黄河，切断魏国河内郡与首都安邑的联系。赵国借助楚国的攻势，火攻棘蒲，攻克黄城，楚、赵两国大败魏军。

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也影响到秦国的商鞅变法。

评价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

《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

这些现象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应该说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

商鞅变法（公元前年）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年和公元前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的产生。

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秦自孝公时商鞅变法，中经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一百余年间，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注重水利和农业生产，奖励军功，军队装备优良，又充分利用客卿为秦谋划作战，在诸侯国中越战越强，终于打败了东方各个强大的敌手，成为天下第一的强国。

酝酿变法

舌战群儒

公元前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语出《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立木为信

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两黄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斤金（古时的“金”实际为黄铜）。”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两黄金（黄铜）。

施展变法

颁布垦草令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

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第一次变法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变法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结果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影响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

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封建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评价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进步之处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局限之处

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胡服骑射

战国时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特别是赵国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同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林胡、楼烦为界。这些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长于骑马射箭，他们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

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胸有大志使赵国强盛的武灵王，对胡人骑兵的优越性，认识真切。他认为以骑射改装军队是强兵的道路，就对将军楼缓说：我国处在强敌包围之中，怎么办？“吾欲胡服”。

因此，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邯郸城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

胡服就是采用胡人的服装，即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这赵武灵王的胡服改制很彻底，他不仅要使军队将士改穿，还要全国上下臣民都改穿，所以这一改变穿着的革新触及的层面就很广，加剧了改革的困难。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邯郸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戎狄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把袖子改窄，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窄袖交领右衽服装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邯郸城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后来赵国攻下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后，把它改作“骑邑”，以训练骑兵。有位叫牛赞的又出来反对，说“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武灵王驳斥他说：“古今异利，远近易用”。“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赞忙下拜说“臣敢不听令乎！”

由于实行胡服，赵国建立起以骑兵为主体的一支军队，它在战争中的作用即刻显示出威力来。就在行胡服的次年，赵国就向侵略赵国已久的中山国发动进攻，一直打到宁葭（今河北获鹿县北）。又西攻胡地，到达榆中（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地区），“辟地千里”，林胡王向赵贡献良马以求和。赵武灵王让代地的相赵固专主管所占领的胡地，向内地提供骑兵。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年），分三路大军进攻中山国，夺取了中山国的丹丘、华阳、鸱之塞、鄗、石邑、封龙、东垣等地。中山王献4邑请和，赵军才停止攻击。赵武灵王决心要灭掉中山，于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相继再攻中山，到赵惠王三年（公元前年），终于最后灭掉中山，把中山王迁到肤施（今陕西绥德县东南）。

赵国在加紧进攻中山的同时，还向北方的匈奴侵略者出击，“攘地北至燕、代”。向西边林胡、楼烦用兵，到达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

可以说，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成为当时除秦国外，国力最强的国家。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从而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此外，胡服骑射也促进了武艺的发展：“骑兵的发展，促使了骑技和骑射技能的发展，加快了武艺向多样化、复杂化发展的进程。”

过程

齐秦争霸

齐国和秦国东西对峙，展开了争取其它诸侯国、孤立对方的斗争，秦齐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取楚国。而韩、魏、赵、楚、燕等国，则在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中摇摆。这时，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政治家——张仪和公孙衍，他们分别连横（分化六国）和合纵（联合抗秦）。这种情况又被称为纵横（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强大起来的秦国，不断地向东方扩张领土。周显王四十年（前）魏人张仪来到秦国，向秦惠文君上连横之策，建议与魏、楚相亲善，接着在魏、楚的配合下，进攻韩国的新城和宜阳，将军队开到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再回过头来攻取魏、楚的领土，迫使天下诸侯都西面事秦，完成称王的大业。这一策略正中秦惠文君下怀，遂以张仪为客卿。

张仪一再鼓动秦军攻打魏国，又将所夺土地还魏，迫使魏国首先事秦，纳上郡十五县予秦，对其它东方国家形成很大的威胁，张仪被任命为秦的国相。

周显王四十六年（前），魏将公孙衍行合纵之策，促使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承认对方君主为王，以联合抗秦。但不久，楚国就派兵伐魏，公孙衍的策略受到挫折。魏相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也遭到失败，被驱逐。魏惠王受到齐楚的打击，不得不于周显王四十七年（前）任用张仪为魏相，想联合秦、韩之兵以伐齐、楚。但张仪的真正意图，是要魏国首先事秦，而让其它诸侯国仿效。魏惠王没有听从张仪的意见，在齐、楚、燕、赵、韩等国的支持下，于周慎靓王二年（前），赶走张仪，以公孙衍为魏相。次年，公孙衍发动魏、楚、燕、赵、韩五国第一次合纵攻秦，以楚怀王为纵长，被秦击溃。

此后，秦不断进击三晋，又利用巴国、蜀国互攻的机会，出兵占领了巴、蜀全境，获得了一个富庶的后方基地，秦国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巴、蜀地区遂定，秦国日益富强。

周慎王五年（前），燕王哙将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结党进攻子之，百姓反攻，杀太子平和市被，死者数万。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五十余日，就攻取燕国全境。由于齐军大量杀戮平民，燕人起而反抗，齐军被迫撤退。但此事证明，齐国的力量仍相当强大。同时，齐与楚结盟，更加强了齐与秦抗衡的力量。

楚国衰落

在楚怀王时期，秦齐两国前后强盛起来，楚国对其双方的倾向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两国开始了争取楚国的支持。但自齐国大破燕国后，楚国与齐国结盟和好，齐楚联盟，致使秦国想要攻伐齐国的打算落空，秦国想要打击削弱齐国，就要拆散齐楚联盟不可。可楚国此时的国君偏偏是爱贪图便宜的楚怀王。

为了破坏楚、齐联盟，周赧王二年（前）张仪出使楚国，使楚与齐绝交。秦国派张仪入楚向楚怀王鼓吹“连横”，劝楚绝齐从秦，并口头许愿，以归还楚国商於（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里地方为代价。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当楚国派人向秦国讨取土地，秦相张仪狡猾地说：“我和楚王商定是六里，没听说是六百里。”楚怀王十分恼火，发兵攻秦。秦军在丹阳打败楚军，楚兵被杀八万人，楚将屈匄被俘，秦攻取楚国的汉中地六百里。

张仪又说服韩、赵、燕与秦连横。周赧王十四年（前），齐、韩、魏联合攻楚，杀楚将唐昧。周赧王十六年（前），楚怀王不顾屈原忠告，受骗往秦，被扣留，最后死于秦国。

楚顷襄王即位后，楚国愈加衰弱，虽在抗秦方面攻取旧巴国之地取得一系列胜利，但更激起秦国的报复与打击。其后楚考烈王即位后，用春申君为相，北救赵国，与诸侯共同抗秦，攻灭鲁国，楚国有了中兴之势，但难以弥补楚怀王，楚顷襄王留下的巨大创伤。楚国在楚考烈王去世后，内部宫廷不断倾扎，楚国日渐衰弱下去。

秦赵之争

周赧王八年（前），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传统的车兵为骑兵，改车战为运动战，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成为秦国向东发展的新障碍。秦昭王为了打击赵国，派穰侯魏冉到齐，约齐愍王与秦昭王同时称帝，联合五国攻赵。游说家苏秦识破了秦的阴谋，劝告齐愍王放弃帝号，发动合纵，会合燕、韩、魏、赵等五国军队，于周赧王二十八年（前）联合攻秦，秦被迫割地给魏、赵以求和。此后，赵将赵奢、廉颇，赵相蔺相如一再粉碎了秦人的军事进攻和外交重压，捍卫了赵的尊严和国土。

五国伐齐

公元前年，齐国灭掉宋国，一时威势很盛，引起各国的不安。燕国联合秦、韩、赵、魏等国共同伐齐，于公元前年，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燕昭王自继位以来，奋发图强，卑身事贤，以图雪耻复仇。周人苏秦和魏人乐毅受到重用。乐毅帮助燕昭王进行政治改革，使燕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苏秦则作为间谍出使齐国，劝说齐愍王伐宋、攻楚，以削弱齐的力量。二人并与赵、魏、楚等国约定，联合伐齐。

周赧王三十一年（前），燕将乐毅率燕、赵、秦、魏、楚五国之兵，联合攻齐，一直攻破齐都临淄，夺其大部分疆土。齐将田单利用燕国内部矛盾，驱逐燕军，收复了失地。然而，齐国已经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

长平之战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揭开了秦国统一战争的序幕。楚国避秦军威势，迁都于陈，爱国诗人屈原痛感国家沦亡，投汨罗江自尽。

周赧王四十四年（前），客卿范雎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就是与远方国家结盟，集中力量先打败邻近的国家，再逐步兼并其它各国。

秦昭王纳范雎之策，于周赧王五十年（前）出兵伐韩，封闭上党郡与韩都城新郑的联系，虽迫使韩国将上党献给秦。然而上党郡却转而依附赵国，秦王大为震怒，秦赵开战，赵派老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

周赧王五十四年（前），秦派大将王龁夺取上党，与廉颇军在长平交战，赵军数败。廉颇加固壁垒，坚壁不出，双方僵持达三年之久。长期的消耗战下两国国力皆损失过大，秦国欲早日决战，赵王对廉颇消极避战也相当不满，秦用反间计在赵国散布谣言，使赵国以年轻气盛的赵括代替廉颇为长平赵军统帅。秦国同时秘密地换来大将白起。秦军攻赵军营垒后佯败后退，赵括率主力追击，白起派出奇兵分割赵军，并将赵括包围起来。赵军被围断粮四十六天，杀人以食，军心大乱。赵括冒险突围，当场丧命，全军大败。白起将赵军降卒全部活埋，赵军前后共损失四十多万。长平之战是秦国与他在中原最后一个强手的决战，也是战国最为惨烈的一次战争。至此，东方六国都已不再是秦国的对手。

长平之战前，东方出现了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即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食客三千），关心国事，谋取权势，采取各种手段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该国的灭亡。长平之战后，秦军乘势包围赵都邯郸。秦军的残杀，激起了赵人的义愤和别国的恐惧，在危急存亡面前，楚春申君、魏信陵君率军与赵军内外夹攻，大败秦军，秦国因在长平之战损失严重亦自感力量不足遂撤兵。

秦并两周

战国时，周王室连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也没有了，但仍在洛阳一带勉强维持。西周初年营建雒邑时，共修建了两座城。西边的方十七里，叫王城，东边的小些，叫成周。战国时，由于王室内部争权和分封，先后出现了居于王城的西周公和以巩邑（今河南巩县）为都城的东周公，真正天子的周显王寄居于东周公治下。周赧王五十九年（前），秦军攻取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二地，斩首四万。西周君联合诸侯军队出伊阙（今河南洛阳南）攻秦，以隔断秦与阳城的通道。秦昭王于是发兵攻西周，西周君不得不将其三十六邑全部献给秦，西周国灭亡。同年，周赧王死去，作为天子之国的周朝不复存在。秦庄襄王元年（前），秦相邦吕不韦带兵灭东周公。

秦吞六国

秦孝文王立一年（前）而卒，秦庄襄王继位，商人出身的吕不韦为丞相，第二年就率兵灭东周国，取韩之成皋、荥阳，建三川郡。次年，秦军击赵，伐韩，在上党设太原郡。

庄襄王三年（前）崩，十三岁的秦王嬴政（先秦时期姓氏并未统一，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秦始皇叫嬴政。）即位，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帝。秦王政五年（前），秦军攻魏，夺其酸枣等二十城，设东郡，前年，赵、楚、魏、韩、燕五国共推楚考烈王为纵约长，庞暖为联军主帅，共同攻打秦国。联军攻至函谷关时，秦军出击，诸侯联军败退。联军转而进攻秦国的盟国齐国，夺取了饶安（今河北省盐山县西南）。

秦王政六年（前）粉碎了楚、赵、魏、韩等国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合纵对秦的军事进攻，还用反间计除掉了反秦最激烈的魏信陵君。至此，在疆土广大兵强马壮的秦国面前，东方六国君主形同于秦的郡县长官。

秦王政九年（前），平嫪毐之乱，秦王嬴政亲自执掌政权，随即出动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六国旧势力，史称秦灭六国。于十七年（前）灭韩，十九年（前年）灭赵，二十二年（前）灭魏，二十四年（前）灭楚，二十五年（前）灭燕，二十六年（前）灭齐，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郡县制国家。

东周的理解

地处中央，则需联络四方，为交通之中心必然商业发达。注意提高科技、文化力量，以科技对抗军事不可四处树敌。

地处边角则远交近攻进可攻退可守

世袭制转向贵族制必然还是以能力为优先土地私有制的改革也是以促进人的自发性为宗旨

所以财富的继承、名声等最终还是因每人的能力为调整

变法、改革有时是推进社会的进步有时既得利益集团太过庞大也会导致失败所以需要审时度势

三家分晋本是四家智氏最强反被另三家所灭因其气势太旺。所如之后秦一方强则要防止压迫太甚而群起而被攻之，所谓合纵连横。而征讨小国也要寻觅好的借口。

而秦为何能一举而统一，可以与智氏对应着看。

勾践尝胆而复兴但复兴后不兴臣之功。如夫差所说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这是领袖目标所致。他只安于吴越一角所以一旦报仇完毕则不复图他国，逼走逼死最有能力的部下。

夫差一没有最后灭其国、二没有弑其君、三放其归国此最大的问题

东周政经变化

政治中央制度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现象屡见不鲜。《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达43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这也反映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的急剧变化。

春秋时期，中国五等爵，大国称公、侯，小国称伯、子、男，而吴、越、楚、徐、巴、蜀、义渠皆蛮夷之邦，故不用中国之礼，自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政治象征的国君名号，有种种不同。按照西周时制度，周天子称“王”，受封的诸侯国君有公、侯、伯、子、男的不同称号，是周时的“五等爵制”。当然，就是西周时，除周天子称王外，边裔地区一些小国君长在国内也自称王。进入春秋以后，除周天子仍称王外，楚国国君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开始称王，晚期的吴国、越国国君也称王，但是在中原的诸侯国家还是恪守着周时旧制，按封爵的爵位高低以公、侯、伯、子、男相称，如宋国君称“公”，晋国君称“侯”，秦、郑国等国君称“伯”，邾国君称“子”，许国君称“男”等等。在中原国家的意识中，周天子地位虽然微弱，“礼乐征伐”已“自诸侯出”了，但“王”号还是由周天子独享。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同晋国争当盟主，晋国向吴国提出“诸侯无二君，周无二王”。夫差于是取消“王”号，不称“吴王”而称“吴伯”，参加盟会①。可见，即使到春秋晚期，中原诸侯还是不能随便称“王”，也反对他人称“王”，把径自称王的国家视作“蛮荆”、“淫名”的化外之人。国君名号虽有王、公、侯、伯、子、男的区别，但在国内，它们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

东周自公元前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前年被秦所灭为止，共传25王，前后经历了年。东周实际上分为两个时期，以周平王元年（公元前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年）为春秋时期；因孔子改编的鲁史《春秋》而得名，其特点是天下权力重心由天子下移到诸侯；周元王元年到东周灭亡（公元前年）35年后的秦始皇元年（公元前年）为战国时期。因西汉刘向所编《战国策》一书而得名，其特点是权力重心继续下移，由诸侯而卿大夫而士，布衣即平民阶层兴起。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而战国时期，是中国君主集权制的开始。

西周时期，周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可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子直辖的“王畿”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天下共主”已徒具虚名，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再没有控制诸侯的力量，由此历史也开始了一个列国纷争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但天子“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同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强大起来，有的衰落下去。

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诸侯林立的情况，严重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东周都城

东周王城遗址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平面大体呈正方形。西北角在今东干沟村北，东北角在今洛阳火车站东，西南角在今兴隆寨村西北，东南城角被洛河冲毁。今五女冢村附近地势较高，城墙遗迹保存较好，地面上仍能看到残存的东周王城城墙。整个王城周长约15公里，与晋《元康地道记》“王城去洛城（指汉魏故城）四十里，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三十六步”这一记载基本吻合。

据有关古文献记载：东周王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共十二座城门。南有圉门，北有乾祭门，东有鼎门等。每座城门均有三个通道，城内设经、纬大道各九条。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王宫前面建有殿庭，后面建有商贸市场；王宫的右侧建有神坛社稷，左侧建有宗庙祖堂，城南三十里建有明堂。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建筑布局。但这种“理想化”的布局和考古勘察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勘察表明，东周王城城墙始建于春秋中期，战国至秦汉时曾多次修补。到西汉后期，整座城池开始荒废。而汉河南县城则是在东周王城旧址上兴建的。

春秋时期，尽管诸侯称霸，王室衰微，但东周王城作为天子之都的重要意义，远非列国都城所能比拟。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地位。东周王城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城市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中国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为洛阳市著名的“五大都城遗址”之一，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这一重要城址，在该城址的中心区域修建有王城公园对游人开放。

经济

东周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

春秋战国时，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

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

赋税制度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年），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前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货币

春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铸币在贸易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逐步取代西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贝币和各种实用货币，并开始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区域。这就是黄河中游周、晋的“布币区”，东方齐国海滨地区的“刀货区”，以及南方楚国的“蚁鼻钱”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商品生产的需求加大，货币的流通量激增。春秋时期的货币流通区域，至战国时期，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刀币和布币在许多国家并行。战国中期以后，在北方以魏、秦为中心，出现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圜钱。战国末年，齐、燕、秦出现圆形方孔钱，并最终统一了中国的货币。此外，战国时期黄金的使用开始盛行，在南方的楚国，黄金铸币金版多有发现。

周、晋（三晋）货币。由农具钱演变而来的原始布，到春秋以后，逐渐脱离原来作为农具的遗痕，从实物货币的范畴分化出来，成为真正的金属铸币。因为其首部仍保留着农具铲有銎可以纳柄的遗迹，所以称空首布。它是由农具铲向战国平首布发展的过渡。春秋早期，周、晋、卫出现由原始布发展而来的特大型平肩弧足布和耸肩尖足布，通长达13－16.5厘米。此外还有斜肩弧足、平首方足等形态，各有大、中、小型。战国时期，周与三晋地区流行3种货币：平首布、刀化和圜钱。韩、赵、魏三国铸行的货币，以布钱为主，刀化、圜钱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也曾使用过。周的辖地主要实行圜钱。

齐国货币。齐国是海岱之间的东方大国，拥有山泽渔盐之利，商业十分发达，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刀币体系，到其晚期才出现圜钱。刀化从春秋时期即流行于齐国，种类很多，厚大精美。从面文、形质看，越早形体越大，制作越精。而至后期，铜质渐粗糙，形体变小。铭文自春秋以来一直沿用“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建邦法化”、“齐法化”几种。其中前4种刀身外轮高于柄部，后两种的刀身与柄部外轮齐高。大约到战国中期威、宣之时（公元前－前年），齐国国势达到鼎盛时期，齐国境内的刀币皆统一于“齐法化”的形式。

燕国货币。战国时期，燕国是北方大国，刀、布并行，燕明刀是其主要货币，晚期也铸行过圜钱。

楚国货币。从春秋以来，南方的楚国就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铜铸贝“蚁鼻钱”体系。进入战国，蚁鼻钱的流通区域更加扩大，同时爰金盛行，随着与各国贸易往来的增加，还出现布币。

秦国货币。秦在商鞅变法以前，国力薄弱，铸钱的可能性较小，且至今仍未发现史料记载与实物证据。若有铸币流通也可能是自其它国家流入的货币。秦孝公时商鞅去魏入秦，进行变法改革，秦国逐渐强大起来，铸币才有可能。战国圜钱始于魏，而秦是魏的近邻。魏流通的圜钱形式必因商鞅入秦而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在商鞅变法后铸行一两圜钱是可能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一事，则是指正式实行方孔圆形的“半两”钱。秦国货币大致有一两圜钱、半圜钱、两甾钱、十二铢钱、半两钱等。

量器衡器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私田，井田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相继进行改革，逐渐废除井田制下的力役地租，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改为征收田赋。在这种情况下，度量衡的需求日增，其制度也渐趋完备。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在各诸侯国先后确立。

为了便于商品交换和征收赋税，度量衡的应用更为广泛，制度也趋统一。齐国的陈氏在夺取政权后，把容量单位制由四进位改为五进位，并制发了标准量器。现存的子禾子铜釜，器上有铭文，记载了明确的计量制度和管理措施，是有关度量衡制度研究的珍贵文献。公元前年，秦国商鞅变法，在“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井田制的同时，进行度量衡方面的改革，扩大了亩积制，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并在公元前年颁发了标准量器——商鞅铜方升。商鞅颁行的度量衡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陕西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据始刻铭文可知，为战国时期的秦国所制，但是在秦统一后继续沿用，并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纪元年又两次加刻诏书予以验定，反映出自战国时的秦国至秦朝统一，其衡制长期保持稳定。这也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便于彼此的贸易交往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迄今为止，东周的尺度尚属少见，量器和衡器的发现则较多。

交通发展

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春秋、战国的墓葬出土众多的车马遗迹和遗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车马饰尤具地方特色。东周的水路交通十分发达。为争夺水路交通的控制权而引发的战争非常激烈。此外，东周的地图以及符、节等交通凭证也有出土，使对东周的交通状况得以全面了解。

法律

东周中后期，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宗教

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教，因为道教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文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着影响。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五行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移“。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旦是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

礼乐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乐在西周很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周代乐舞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较完善教育制度，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就是周代贵族的文化教育内容，中国最早的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乐经》（已佚）、《春秋》都产生这个时期，以及春秋时期的诸子学说等。

百家争鸣

具体详见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由封建领土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新旧阶级、阶级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从本阶级或本集团利益出发，对宇宙、社会以及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这样，在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后世十分少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并非实指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后人把这九家称为“九流”。“三教九流”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哲学思想

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

儒家：孔子，主要思想：“仁政”“民贵君轻”，反对兼并战。墨家：墨子，主要思想：“兼爱”“非攻”。道家：老子。法家：管子、子产。名家：邓析。兵家：管子、孙子(孙武)。

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具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起来。这时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大黄金时代。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艺术

东周与商的地理位置差异反应在艺术表现上，尤其是东周晚期的艺术作品，展现了多元的风貌与高水平的技术。或许受到孔子反对以人殉葬的影响，以低温烧制的陪葬塑像（明器，又称“冥器”、“盟器”）数量增加。东周时期亦出现低温绿色铅釉器皿、质地松的打磨黑色器皿、高温釉器皿等。有些陶器仿效最新流行的漆器，色彩鲜明，有些则仿效青铜器。另有模制与装饰的陶瓦、陶砖。西周时期较少见的玉雕再次成为重要的陪葬品与个人饰物。青铜的应用不限于宗教礼仪用途，变得较为世俗，常用作结婚赠礼之居家装饰。青铜钟及青铜镜逐渐流行，动物和怪兽图腾则由色彩缤纷而样式化的装饰图案所取代。东周墓葬出土有最早绘于丝绢上的画作。此外，亦发现了汉代及唐代陪葬陶器的前身。

技术

农业发展

春秋时期使用的牛耕和铁制农具在战国得到推广。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都有战国时期的铁犁铧冠出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井田制的崩溃使百姓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劳动的兴趣有所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规模兴修，加快了农田的开发和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形成，东周时期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铁制农具已多有使用。《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指的是铁。

恶金所铸的钼，即锄；夷，即削草平地的锄类；斤，形似锄而小，主要为砍木平木工具；即?，是掘土工具。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实物证据。至少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22个省和自治区余个地点出土过铁制农具，种类有耒、锸、锄、?、镰、犁等。

春秋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周时期，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冶铁技术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使用，但未普及（战国时期开始普及推广），春秋时期除使用块炼铁外，还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锐利的工具，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在青铜冶铸方面发明了错金、错银、嵌红铜等新工艺。侯马大批铸造陶范的出土，显示出这一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采矿业的规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

青铜艺术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周的铜矿冶遗址已发现多处，青铜器铸造遗址在列国都城附近更普遍存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是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研究东周的铜矿冶和铸造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极其丰富的内涵，以及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所提示的采矿、冶炼的高超水平，为中国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

东周的青铜器主要指各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或婚丧礼仪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越高，享用数量越多。就礼器而言，有鼎、豆、壶、盘、尊等，乐器有编钟，生活用具有带勾和镜等。

从各地出土的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物的耳、足、环等附件铸好之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期以后，还出现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铜器花纹的制作已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其它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

玉器雕琢

东周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制玉工具，尤其是磨制技术的改进，旋转的速度加快，并开始采用硬度更大的金刚沙粉。进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进了制玉技术的突飞猛进。东周玉器多出土于墓葬，不但数量大，工艺也十分精湛。东周玉器承袭商殷、西周的传统，制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方向发展。经历春秋时期的过渡，至战国初期，制玉技术有长足的进步。战国玉器种类丰富多样，造型优美，纹饰绚丽繁褥，不仅镂雕及连锁技术精湛，而且制玉与金银细工结合，创造出许多精美绝伦的上乘佳作。最著称于世的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数量多达三百余件，主要有玉璧、玉璜、玉佩、玉带勾等佩饰及小件动物形饰物，形制典雅，制作精巧，尤以四节和二十六节龙凤佩饰最为杰出，其设计之工巧周密，工艺技术之繁难程度，前所未有。战国玉器已逐渐摆脱商用玉器的图案艺术风格，向写实方向发展。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玉马，各部位刻划细微，形象生动逼真。

漆器制作

东周时期，铁制的刀、凿、锛、斧等木作工具的普遍使用，使以木胎为主的漆器生产，不仅提高了产量，也改进了质量。尤其在战国时期，以青铜器的轻重多寡来显示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礼制已趋没落，陵墓中的随葬品，漆器逐渐增多。战国漆器无论在产量、品种以及制作技术诸方面，都远超前代，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密不可分。战国漆器大多数出自楚墓。楚国是战国时期幅员最大的国家，已发掘的战国墓也以楚墓为最多。漆器在楚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楚墓采用白膏泥密封墓室的方法，对保存漆器极为有利，这也是我们得以从楚墓中见到大量战国漆器的重要原因。大中型楚墓中随葬的漆器少则数十件，多至上百件。

小型楚墓随葬漆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说明漆器的使用已深入社会的基层。楚国漆器的种类繁多，生活用品有奁、盒、箱、几、床，饮食用具有杯、盘、豆、壶，乐器有琴、瑟、笙、鼓，武器有弓、盾、甲胄等。楚国漆器的木胎制作在延用传统的研制、镟制成型工艺的同时，又开始采用卷木成型的新技术。夹纻胎漆器是在以麻织品成型的胎体上反复多次涂抹漆灰，然后表面磨光，再髹漆彩绘。

夹纻胎漆器胎薄体轻，美观实用，其成型技术是楚国漆器胎体制造工艺的杰出创造，具有不易变形和开裂的优点，而且开拓了漆器胎体用料的新途径。楚国漆器的髹饰工艺又有进一步提高，彩绘技艺更为成熟。彩绘使用最多的颜色是黑色和红色，以黑地朱绘为主，此外，还有金、银、黄、绿、蓝、赭、灰等多种颜色，形成楚国漆器艳丽多彩的风格。描金是彩绘的一种重要手法，楚国漆器的制作中多有使用。楚国漆器彩绘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各种繁复的几何花纹，还有表现人物、狩猎、宴享、歌舞以及禽兽的写实图案，形象生动，极富生活气息。曾侯乙墓出土漆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制作工艺之精，举世瞩目。曾国在战国之初即附属于楚国，曾侯乙墓漆器的制作工艺与楚国漆器也大体一致，所以理应归属于楚国漆器的范畴。此外，四川出土的巴蜀漆器在楚国漆器的影响下，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地区特色。

建筑发展

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

瓦当即瓦挡，是中国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东周瓦当一般为泥质，烧制温度较高，质地坚硬，呈青灰色，有半圆（简称“半瓦当”）和圆形的两种。半瓦当最早为西周遗存，圆瓦当是从半瓦当发展而来的。圆瓦当始见于战国早期遗址。

东周瓦当的图案有动植物图案、云纹以及动植物变形图案等。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兽面纹半瓦当，双兽相背，张口吐舌，首尾蟠曲，即为变体动物纹图案。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北域图铜版，展示出陵园的平面布局，并有文字说明和各部分的名称、长度，是研究东周建筑史的珍贵资料。河北易县燕下都东贯城出土的楼阙形饰件，不仅使我们得以直观东周的楼阙结构，也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权贵的实际生活情景。

器械工艺

东周时期的金银器工艺具有十分高超的水平。金银器的出土地域也很广阔，不仅中原，而且江南和塞北也出土各种金银制品。中原地区的金银器多为器皿、带勾等，一般采用范铸法制成，内蒙古、陕西等地出土的匈奴族金银器，主要是首饰及马具上的饰件。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王遗物之中，金器多达二百余件，还有少量银器。其中的鹰形金冠饰，虎、牛饰牌，虎、鹿扣饰等，制作方法包括范铸、锤压、雕镂、抽丝、镶嵌等，几乎遍采金细工艺中的各种技术，足以代表战国晚期匈奴王室金细工艺的最高水平。

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鹿形金怪兽、金银虎、银鹿等，在各种动物形象上采用立雕或浮雕的手法，神态生动，形象逼真，达到写实和装饰意趣的高度统一。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蟠螭纹带金鼎和双耳金杯采用环耳、衔扣、盖、身等分铸，再合范浇铸或焊接成器的方法，工艺较为复杂，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近似。

丝织技术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鼓励发展蚕桑和丝绸的生产，加上铁器的推广使用促进了手工业机具的不断革新，丝织技术迅速提高，丝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中国丝绸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古代总称丝绸为帛或缯。考古发掘所见的东周丝绸大致有绢、纱、绨、缣、绉、罗、组、绦、绮、锦、绣等品种。考古发现的丝织品多属战国时期。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楚墓，这是由于南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利于丝织品的保存。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丝织业东周时期也很发达。春秋丝绸迄今见于报道的考古发现尚不多。

有关战国丝绸的考古资料比较丰富，见于报道的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南和湖北。年发掘的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大量完整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色彩斑斓，几乎包括东周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是东周丝织品的一次最集中的重要发现。出自棺内的衣衾共19件，此外还有巾、镜衣、囊、枕套、棺套，以及木俑身着的衣裙等。

丝织品的种类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绣等。丝织技术水平之高，令人惊叹。绢在战国丝绸中用量最大，其织造技术不断提高。马山1号墓的绢，经纬密度最大的达到每平方厘米×70根，比春秋时期的绢更为细密。染色绢的品种较以前也有所增加。

马山1号墓绢的颜色多达6种。锦是楚国丝绸最富特色的种类之一。马山1号墓的锦种类很多，二色锦有塔形纹锦等6种，三色锦有舞人、动物、纹锦等3种。舞人、动物、纹锦的纹样横贯全幅，织造时使用个提花综，充分反映当时已有相当先进的提花织机和娴熟的织造技术。绨、组、绦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丝绸新品种。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是战国丝织技术的重要创新。马山1号墓中出土的绦数量较多。针织绦带结构复杂，除横向连接组织外，还应用提花技术，编织方法巧妙，把中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

楚国的刺绣绚丽多彩，代表了楚国丝绸的最高水平。刺绣多以绢为地，以罗为地者也偶有所见。马山1号墓的21件绣品，花纹各不相同。针法虽比较单一，但锁扣十分均匀、整齐、线条流畅。较多地运用改变线条方向、排列方式、稀疏密度的方法来表现各种禽兽的细部，突破了单调、呆板的传统，给人以生动、多变之感。刺绣纹样的构图讲究对称平衡，动静结合，色彩搭配适当。图案的内容充满神话色彩，鲜明反映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对后世刺绣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天文

战国时，杰出的天文学家齐人甘德有《天文星占》，魏人石申有《天文》。他们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值星周期为一点九年，木星为十二年，与现代科学测定极为相近。石申对二十八宿距度和其它一些恒星什宿度的测量，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秦朝实行颛顼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尾。

数学

战国时的《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并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大大加快了计算的速度，此外，光学八条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

《墨子》一书记述了类似秤的杠杆原理。这是最早的杠杆原理理论。

《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

《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物理

力学知识在《墨经》中也有很好的阐述。认为，力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指出杠杆平衡与两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长短都有关系，发现船的形体大小与其在水中下沉深浅有一定的均衡关系，是关于浮力原理的朴素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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