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党员宋志刚坎坷经历纪事

年11月19日，在延安市宜川县政协赵晓林、曹建胜和程芸的陪同下，我们在宜川县南寺湾靠河而建的一排民居小院里见到了这位颇具传奇经历的耄耋老人宋志刚。88岁高龄的宋志刚身材清瘦，面色红润，虽然已显老态，思路却依然清晰。由于他像一位厌倦了江湖风雨的隐士一般深居简出，所以生活在周边的邻人大都不知这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老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

穷乡僻壤，宋家频生异事

年出生在宜川县宋家村的宋志刚说起家事颇为感慨，他自小勤快聪慧，8岁时就白天拦牛放羊，晚上与爷爷睡在同一孔窑洞里接受启蒙教育，并将《论语》、《四书》、《五经》背颂的滚瓜烂熟。爷爷虽曾饱读诗书，但家庭贫穷，一大家子人一直靠种地为生。宋志刚说：“我爷爷曾在清末年间去延安府考取过进士，得了一个顶上缀有四两铜饰的官帽，但出了考场就将其卖了两银子，回家后置了近百亩土地。家人都觉得可惜，认为功名更为重要，但爷爷却自信地说他来年还能考取，不料第二年这种科举制度却被取消，爷爷也便安分守己地一心务农了。”宋志刚还向我们述说了这样一件事：他出生40天时，读书很有名气的二爸因为那天睡懒觉没起来早读，被恼怒的爷爷用旱烟锅在头上打了一下，二爸没穿衣服就跑到麦场上去睡，被家人拉回来后饭也不吃，一直昏睡到下午5时便死了，当时才21岁。更让一家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的同一时分，年仅20岁的二妈也突然离奇死去。按乡里的风俗，一户人家一天内是不能埋两人的，但无奈于命运的爷爷一跺脚便让人把这对短命夫妻一起合葬了。之后，作为兄弟5人中的老大，宋志刚的父亲便将自己的长子宋志刚过继给二爸顶了门。宋志刚说：“不久后的一天，曾给我二爸教过私塾的宋志英老师来我家对我爷爷说，你这孙子天生聪慧，书读得好，应当让他到正规的学堂里去读书，将来才有出息。但不明真相的爷爷却认为二爸就是因为读书伤了脑子而死的，所以就不想再让我读书。后来在我生父的一再坚持下才妥协了。”这样，宋志刚在牛家佃读完小学后，就去县上新办的国立中山小学报名，当时已错过了报名时间。校长问他：“你国文学得不错，但从没学过数学，怎么办？”宋志刚机智地回答说：“我好好学嘛！”校长又说：“你学不会了怎么办？”宋志刚说：“问老师、问同学嘛。”于是，心生爱怜的校长安排他上了五年级。起初，国文成绩优异的宋志刚数学学得很是吃力，就经常向同桌女孩求教，由于这位姓曹的女孩与同在这个班的姐姐几乎每次都能包揽数学考试的前两名，加之其父是一位在北伐中战死的高官，所以这位高傲的女孩高兴时就给他讲讲，不高兴时就不理不睬。为此，宋志刚曾对她说，等到毕业时自己的数学成绩一定要超过她。果然，六年级毕业时，同桌女孩姐姐的数学成绩名列第二，宋志刚位居第三，同桌女孩排位第五。如今，宋志刚当年就读的国立中山小学已更名为城关小学，院中那两棵碗口粗的槐树已经粗壮得两人难以合抱。当我们扶着他到巨大的树冠下合影时，他还记得当年自己与同学们在此集合并听老师讲话的情景。

日机轰炸，巧遇贵人保命

年初春，读六年级的宋志刚的学习成绩在全班32个人里已经名列前茅。这一年，山西那边阎锡山的军队已经与日本人交火，他和同学们每晚都能听到黄河对岸传来的隆隆炮声。一天上午9点多，学生们正在吃饭，有人敲击一截铁轨发出的防空警报就响了起来。眼见9架日机贴着树梢飞过来，里面的驾驶员都能看清，但没有高射武器的中国军队却毫无办法。这时，第一次看到飞机的人们有的仰脖张望，有的四处乱窜，宋志刚慌忙跑进自己寄宿的院子，然后在靠近大门处迅速卧倒。就在日机即将飞临头顶时，他听到远处有人喊着说看见有个奸细在给日本飞机发信号，让大家赶快去抓。宋志刚正不知所措，就见离自己不远处的防空坑里躲藏的一个警察一跃而起向前方追去。见此情景，宋志刚赶紧跳进那个坑里蹲下身，就在此刻，一枚炸弹在他刚才爬过的地方爆炸了，瓦片和泥土瞬间将他埋在坑里。他挣扎着爬出来，觉得左腿膝盖处异常疼痛，低头一看，那一处的棉裤被弹片削去一大块，膝盖处也掉了一层皮，鲜血直流。日机轰炸完宜川县后，无药医伤的宋志刚忍着疼痛走向学校。在一家被炸毁的酒坊旁边，他看到酒坊主人曾经养着的近头猪被炸得血肉横飞，到处都是猪的残肢。那天，宜川县有20多人伤亡，政府组织人将死者抬到北关的一片荒草地上一起进行了掩埋。打那时起，政府和爱国人士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便日渐高涨，抵制日货，没收日货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当然，作为班级小组长的宋志刚也积极投身进了这一爱国运动的滚滚洪流中。谈起这件往事，宋志刚唏嘘不已。他说要不是那位无意中给自己腾出防空坑的警察，他的小命在当时就报销了，所以他觉得那位警察是老天爷派来保他性命的贵人。其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宋志刚又亲历了日机对宜川县的第二次轰炸。这次，日机通过奸细的指引轮番轰炸了正在城隍庙里开会的阎锡山部队的一个指挥部，当场炸死了7名高级军官。事后，阎锡山大为光火，认为奸细一定藏在自己军队内部，后来就听说枪毙了他身边的一名副官。对此，宋志刚也认同地说：“当时阎锡山的那支部队是从秋林的胡稍沟骑马过来的，没人告密和指引，日本人不可能来得那么快，炸得那么准。”小学毕业后，14岁的宋志刚因为宜川没有中学而打算前去西安。他想，只有继续读书才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好的出路，才能更好地践行自己心中的抗日理想。但爷爷和生父却觉得他已经能够识文断字了，家里也无力再花更多的钱来供他，况且他这么小的年纪到那么远的省城西安也实在让人担心，所以就坚决反对他继续上学。恰在此时，宋志刚生父的好友——时任乡长的任志刚来家里串门，他对宋家人说自己年事已高不想干了，愿意举荐宋志刚来当乡长，这无疑让全家人阻止宋志刚上学的决心更为坚定。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宋志刚软磨硬泡，誓死不从。爷爷和生父实在拗不过他，便问他去西安上一年学的费用得多少大洋？宋志刚说有10块就够了，因为他早就打听到西安有些中学管吃管住，学习好的学生还会有大户人家资助。结果，家里只给他筹措到5块大洋。当然，爷爷和生父也想以此让他知难而退。没想到的是，宋志刚为防家人阻止，故意谎称第三天出门，却在第二天就背起事先存放到同学家的行李，一个人踏上了去往省城的路程。

台湾部分全景图

求学路上，恩人鼎力相助

沿着车马稀少的官道，宋志刚迈着两条腿孤身前行，累了就坐在路边歇息一会，饿了就到沿途的骡马店里吃顿便饭。那时候，一毛钱可以让他吃一餐住一宿，价格很是便宜。经过瓦子街、洛川县到达宜君梁时，宋志刚身后驶来一辆向陕北送军粮后返回关中的马车，车上坐着车夫和一位30多岁年纪的军官。看到这个背着铺盖的少年，军官让车夫停下车问他去往哪里，得知他要走着去西安上学后，军官就让他坐上车说：“我也去西安办事，顺道捎上你吧。”随后，当得知他是宜川人后，军官便自我介绍说他叫李锦耀，是河北保定人，在部队里当炮兵少校，由于在壶口附近驻防过，所以对宜川也很熟悉。然后，李少校又问宋志刚去西安打算报考什么中学？宋志刚说想去兴国中学试试。那晚，两人一起住在骡马店里交谈了很久。次日，又一起从金锁关乘军民混合火车到达耀县，然后又时而坐马车时而步行地前往西安。分手时，李少校给宋志刚留了自己在西安的住宿地址后说：“你如果报不上兴国中学，就到我住的旅馆来找我，如果我不在，你就去东大街上找一个姓李的饭馆老板，他是我最好的战友，会给你帮忙的。”到西安后，宋志刚去位于现在西大街的一个住宅区找到一位姓袁的校友，向其当陕西省参议员的父亲打听情况。其父说：“兴国中学明天就要考试，不知报上报不上了。”于是，宋志刚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赶了十多里路到离大雁塔不远处兴国寺旁边的兴国中学报考初一。结果，当天报名当天考试后，他因为一些学生家在陕北红区难以前来所留下的空缺而被补漏录取了。当时，为保险起见，宋志刚还报考了学费很高的私立学校——西北中学。宋志刚说：“我在兴国中学只上了两个星期就不上了，因为学校里不管食宿，我虽然住在姓袁的同学家里，但上学的学生都是8人或16人合伙雇人办灶，一人一月3块大洋这样的伙食费我根本支付不起。这样，在找不到李少校的情况下我就去东大街找他那位开饭馆的战友，他这位战友曾是国军的少将师长，在台儿庄战役中右腿被炸断后装了个假肢，然后又用抚恤金开了饭馆。那段日子里，李老板又管我吃又管我住，一分钱也不要我的。李老板还说当下不是升学时期，他会抽空给我联系其他学校。还说我来自农村，没事就去街上转转，回来晚的话他会派人找我。”20多天后的一个晚上，李老板让宋志刚第二天早点起床并尽可能穿戴得好一些，他将和李少校一起领着宋志刚去见一位大人物。次日一大早，李少校还给宋志刚找来一些半旧的衣服让他试穿。随后，3人一起坐着李老板的小车到省教育厅找到王厅长，请其为宋志刚联系去政府出资新办的国立中山中学上学，因为该校不但不用交学费，吃住费也都全免（该校原定在西安办学，担心日机轰炸而办到了耀县）。当时，王厅长有些为难，担心政府的这所学校校长不一定认他的账。这时进来一位督学，他建议厅长写一封推荐信由他带着宋志刚去找校长试试。就在那晚，架日机从西安上空掠过后轰炸了兰州。第二天，李少校买了3张火车票，与那位督学一起领着宋志刚去中山中学报名。火车经过径阳的一座被日机炸坏后用木料搭建的大桥时停下来让所有人下车，空车过桥后，人们才又坐上去继续行驶。到达中山中学后，校长杨秉文看了王厅长的信面露难色地说：“学生报名已经结束，明早就要考试，你们现在才来可真不好办。再说我们录取每个学生都要上报国民政府登记入册，否则没有这笔经费呀。”最后，经过那位督学的进一步协商，杨校长决定考一下宋志刚再说。他当即让教务主任叫来数学老师给宋志刚出了5道数学题，并让宋志刚坐在他的办公桌上答题。回忆到这段往事，宋志刚笑着对我们说：“那一天，运气再次眷顾了我，因为那些题都是我在李老板的饭馆里没事时做过许多遍的。本来要求我在两小时内做完，结果我25分钟就做完了。数学老师看后说全对，这娃数学学得好。校长听了也大为高兴，他挥着手叫了一声好便破格让我入学，还马上派人给我安排住宿。之后，校长还郑重地告诫我说，战争时期，政府在国力困难的情况下办学很不容易，我们这所学校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来的，都是有特殊身份和关系的子女，这里虽然是国民政府办在国统区的学校，但其中有许多共产党的子女，所以你只管学习，莫问政治，注意不要被赤化了”。在中山中学读书的4年当中，宋志刚因为经济困难一直没回过家，只能写信报个平安。他身上穿的衣服是别人捐来的，假期没地方吃饭时就到李少校的另一位战友开在学校对面的饭馆里去吃，账都记到了李少校的名下。期间，李少校又来看望过他两次，后来还写信让他没事时到自己已经转到西安的军营里去玩。所以，宋志刚永远不忘这位厚情大义的少校军官，但遗憾的是自从他参军之后，就再也没能见到这位恩人。

参军抗战，结缘蒋家父子

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所以，他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为鼓励学生从军，一些国民党及政府官员带头送子女从军，蒋介石特令蒋经国和蒋纬国参加远征军服役，一些省市县的长官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去报名。就在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成为一大潮流的时候，18岁的宋志刚也放弃了在读的高一，与多名同学一起报名参了军。

宋志刚回忆说：“当时，我们近千名新兵集结在现在大差市后边一片空地上搭建的临时营房里，等待分批乘坐运输机飞抵昆明。12月28日快过阳历年时，来到昆明的我因为水土不服导致体检不合格，没能去缅甸参战。不久，飞机翻越西马拉雅山把我拉到印度的加尔各达参加了一个多月的集训，我却又因极不适应炎热的天气而被送了回来。这样，我在新6军师团1营重机枪连成了勃朗宁重机枪手。当时，全副美式装备的我们在云南曲靖的一个山上扎营军训，由于我在实弹射击中的名次一直很好，被任命为班长，时任师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对我便有了初步印象。一天，身穿便服的蒋经国独自一人钻进我们住的帐篷里闲转，我装作不认识似地对他说：‘请你不要随便进入军营，我们有规定，要参观得经过上级同意。’他说：‘我姓蒋，你不认识吗？’我说：‘天下姓蒋的人多了，你到底是谁？’他说：‘我是蒋经国。’于是我赶紧向他敬礼并道歉。这件事给蒋经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宋志刚的追述中我们得知，他参军不久就与许多战友集体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是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立的。当时，蒋介石派遣“复兴社”和“CC系”的骨干分子在武汉等地大量吸收公职人员﹑军警﹑政工人员入团﹐并且将“复兴社”完全并入三青团充作骨干力量。同年7月9日﹐三青团在武昌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团长，陈诚﹑陈立夫﹑康泽等31人组成中央干事会。陈诚﹑张治中还先后担任过书记长。实话说，对这种政治组织并不具备判断力的宋志刚那时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就跟随别人一起加入了，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是进步青年，加入这个组织就能够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

年4月初，接受了美、英等同盟国军事教官3个月严格训练的新6军、新1军、52军和57军已经初具作战能力。4月25日，蒋介石率领多名军官来到曲靖检阅部队，准备让他们开赴前线，与日军做最后的拼搏。作完战前动员讲话后，蒋介石开始检阅部队。排在队列前边的宋志刚在蒋介石走到面前时大声喊了一声报告，蒋介石一回头，他就迅速将事先写好的一份反映美国人贪污并贩卖战备物资的检举信呈送过去。蒋介石看了约一分半钟后脸色阴沉地问宋志刚：“你当兵多长时间了？”“半年！”宋志刚回答。“你学过军事勤务令没有？”“学过。”“你知不知道其中规定越级报告要被杀头？”“知道。”“你怕不怕？”“不怕。”蒋介石点点头，转身从身后的蒋经国手里接过毛笔，在检举信上批了几个字，又交代旁边的杜聿明和蒋经国一起处理此事，之后便继续检阅部队去了。

谈到这件事，宋志刚也坦承自己当时太过胆大，因为那个时候一句话说不对真的会被杀头，但不那样做就无法让最高层知道那些美国人的丑恶行径。

当数万人一起在广场上会餐的时候，许多战友都为宋志刚的行为捏了一把汗，他自己也有点后怕，一直没心思吃饭。这时，从蒋介石及其要员们吃饭的地方走过来的蒋经国径直来到宋志刚面前对他说：“你那封信是在谁的授意下写的？”宋志刚说：“是我自己要写的。”蒋经国问：“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事的？”宋志刚说：“这种现象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许多人都能看到，那些在市场上随处可以买到的军用物资咱们中国造不了，只有美国人才能得到，而应当发给我们的物资却总是不够数，这不就是明摆着的事嘛！”蒋经国没再说什么，他转身欲走时，宋志刚说：“蒋先生您吃过饭了吗？”蒋经国说：“你们吃吧，我有饭。”随后又说：“你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给我写信，邮到南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他是局长）。”第二天，师部来人把宋志刚所在连的40多人叫去查问那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来，师政治部因为调查不出什么结果，就传出话说那可能是共产党策划的一起让国军丢脸的事件，便不了了之了。

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没能上战场杀敌的宋志刚随部队开赴东北去接收日本人丢下的地盘和物资。宋志刚说，他们每个班都配备了一辆美国造10轮大卡车，行动非常迅速。一路上，他们见到的老百姓都衣衫褴褛，十分穷困。到达湖南境内时，许多交织在一起的部队由于交通工具少，所以就争抢不断，混乱不堪。到湖北岳阳后，他们这个团的人员和装备又改乘登陆艇走水路到达秦皇岛，上岸后又坐火车去辽宁锦州驻扎了一个星期。他们看到，苏联远东军驻扎在东北的几十万士兵纪律性很差，特别是在他们向沈阳推进的过程中，苏联士兵见什么抢什么，大量的粮食和牛、羊、猪、骡马及机器设备被装上火车向北运去。到达沈阳时，由于国军人数尚且不多，他们那个班的人被分别派去守卫沈阳兵工厂、满洲国飞机制造厂和一个大烟制造厂，这些厂子的大部分设备已被苏联人拆走，他们只是负责剩下的东西不再被老百姓抢去。面对苏联士兵的哄抢行为，许多国军士兵都气得想开枪，但上边下了密令：二战刚刚结束，为防止再次引发战争，任何人不得向苏联人开第一枪。不久，宋志刚所在部队又推进到四平，遇到苏联军队挡住长春到哈尔滨的公路不让通过，被激怒的士兵架起机枪准备开战，苏联人这才向后退去。再后来，苏联士兵枪杀了抚顺煤矿的一些工人，引起上万名矿工的示威游行，人们气愤地说，如果军队再不打他们就要打，但毕竟害怕苏联军人手里的武器，也就没敢真的动武。当时，距离沈阳的圆形广场不远处有一家苏联军人住的铁路宾馆，宋志刚那个连的三班和四班的士兵就封锁住道路不允许有人向里面运送食品。一天晚上，一些曾被强迫过的日本侨民又要送食品给苏联人，被生气的士兵们拦了下来。有人认为，干脆趁乱教训一下苏联人，因为当时沈阳城里不仅有国民党军队，还有日本的散兵游勇、共产党的游击队以及土匪、帮派等各种武装势力，到处都是徇私械斗和结怨报仇的枪声，在这种乱象中打一下苏联人不会被抓住把柄。就这样，宋志刚和战友们就偷偷地向苏联人发动了一次袭击，事后上边追问时大家都说不知道。此后不久，苏联人很快退到了哈尔滨，团部也要求士兵们适可而止，不要再生事端。再后来，从海上赶来的国军越来越多，苏联人的抢夺行为也就有所收敛了。

登上庐山，倍受蒋家器重

“年8月26日，团部接到紧急命令，要求我第二天上午9点前赶到沈阳机场。”宋志刚说：“当时我们连长以为我又捅下了什么娄子，就对我说，真有啥事你就趁早跑，天大的事我们帮你。我说真没事。话虽这样说，我心里却是七上八下。那晚，我赶到警备司令部想向杜聿明打探情况，因为我和他侄儿是一起参军的好友，见过他几次，但他不在，参谋长告诉我说他们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于是，第二天早晨，司令部派车把我送到了机场，我看到同行的还有另外几个军人，相互一聊，才知道都是一个部队的。当时我的军衔是中尉，只高于班长，但那几人看上去个个都比我职位高，所以我就更不明白此行的目的了。就这样，我们几人乘专机先后在北平、济南、上海各加了一次油后到达南京，等在机场的专车又把我们接到南京国防部，当一位长官告诉我和另一人将要上庐山参加培训并直接向蒋经国报到时我才如梦方醒。因为时间宽裕，那位长官就派车送我们去当时还关闭着的中山陵、明孝陵游玩了一趟，然后才让我们坐船去往九江。”

庐山峡谷幽深，青松翠柏，薄雾缭绕，风景十分秀美。8月30日下午，宋志刚一行兴高采烈地开始登山。他说：“由于天热，我们又背着行李，所以每个人都热得汗流浃背。上到半山时，我们看到一乘四人抬的轿子上坐着一位大鼻子外国人，前后还有一群人簇拥着。一打听，原来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不久后，我从一张报纸上的报道中得知他是第六次上庐山调解国、共冲突的。”

在庐山，尽管宋志刚表示自己学历不高且什么也不懂，但蒋经国还是破格提升他为三青团中央干事，把他安排在正在筹备召开的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办公室工作，那是一间有总务、政治、军事三个组共12人集体办公的房子，蒋经国专门让人在自己办公桌对面给宋志刚放了一张桌子。他告诉宋志刚慢慢学着做，还给了宋志刚一张日常作息时间表，嘱咐宋志刚每天上班不要迟到，养成遵守时间和纪律的好习惯。

参加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员有近千人。在那里，宋志刚见到的每个人在职务、年龄和背景上都比他大得多，所以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蒋经国选中，可能是“两面之缘”中自己的胆识、刚正、责任感得到了蒋经国的赏识。

接下来的两天，宋志刚因为两件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瞬间成为了焦点人物。他说：“在开会前的头一天下午，我们刚吃过晚饭，就接到蒋介石要召见我们三青团中央干事的通知。在门口集合时，秘书长倪文亚看着名单有些怀疑地问我：‘宋志刚，你不会是和别人重名了吧？’我说：‘不知道’。于是，他只好让我们等候一下，然后去请示蒋经国看是不是把名单弄错了，要不要把我换掉。没想到蒋经国也说不知道，他只好又去请示蒋介石。返回来后，他对来到我们身边的蒋经国说：‘委员长看了名单说没有错，这个人是当然要参加的，不能改变。’”

“蒋介石的‘美庐’别墅前有一架枝繁叶茂的葡萄树，”宋志刚说：“我们在那里站定后，就见蒋介石和拿着一瓶葡萄酒的宋美龄从别墅里一起走了出来。宋美龄开启瓶塞正要给我们倒酒时，蒋介石却又让人拿来一根筷子，让宋美龄用筷子沾着酒给我们每个人的酒杯里滴了一滴酒，再让加入一些凉开水。然后才对我们说：‘这瓶窖藏了60年的葡萄酒是英国的一位牧师送给我的，今天我请大家尝尝。’这时，担任湖南大学校长的胡庶华说：‘请蒋夫人与我们一起品酒吧？’宋美龄轻声说：‘这是你们的公事，我不便参加，委员长有规定的。’然后她就走开了。喝完酒，蒋介石示意大家一起落座后问道：‘宋志刚来了没有？’我赶紧立正回答说：‘有！’蒋介石看着我郑重地说：‘我今天给你报告两个好消息，首先，经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研究决定，师的官兵从9月1日起开始退伍，所有师的青年人一并到国防部在沈阳设立的复员管理处办理退伍手续；其次，你是咱们中国军队里第一个敢与美国人打官司的，并且这个官司已经打赢了。’他的话音一落，在座的所有人都诧异地看向我。此刻，蒋介石又补充说：‘你原来写的那份揭举美国人贪污问题的报告从中国政府一直打到美国国会，美国人最终承认了这一事实。’随后，他就对大家说：‘今天再没别的事，大家散会休息吧。’在回去的路上，大家听了我讲的详细情况后都说：‘这事真是离奇，你这娃娃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宋志刚接着说：“在第二天召开的大会上，蒋经国、倪文亚和我以执行主席的身份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那么多直视的眼睛，我心情十分紧张。事先我曾对蒋经国说自己啥也不懂，坐在上边不知该干些啥。他说不懂你就做会议记录。我悄悄向侧面看去，蒋经国旁边坐着罗卓英，主持人倪文亚坐在最边上。那天，作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的蒋介石穿着一身笔挺的军服站在主席台中间致开幕词，大意是如何治国和发扬三民主义，对共产党的问题只字未提，但下边却有许多人一直在议论共产党的问题。蒋介石走后，会场秩序一下就乱了。按照规定，坐在下边的人如果要发言得先递一张便条上来，可让我难堪的是，我接到的一张便条上竟然写着：如此重要场合，你这个年轻人竟然穿衣如此随便，太不严肃了。我这才注意到，那天因为天热，我只穿了一件衬衣。不知如何应对的我只好将那张便条递给蒋经国。他看了一眼没说话，过了一会又递给我，并示意我下去换衣服。此刻，主持人正好宣布休息10分钟，我便赶紧去宿舍穿了制服跑回来。但是，我看到下边依然有许多人对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前排座位上一位胡子很长的老人看着我说：‘这么个毛孩子怎么会坐在上边？以前可从未露过面呀，不知是什么来头？’旁边的人接茬说，听说姓宋，看来一定是宋美龄的什么重要亲戚，有背景的。’更为搞笑的是，坐在后边的人因为看不清我还专门跑到前边来看。”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蒋经国代表国民党中央作了关于三青团工作的报告，随即就展开了对当时时局和青年团性质与地位问题的讨论。讨论开始时，蒋介石来到会场，但他并未登上主席台，而是破例坐在代表席次的前排，聚精会神地倾听。

台北高达米第一高楼

据宋志刚回忆和史料记载：关于国共争端与和平问题，当时，中央监察部的邵力子、谭平山力主履行已经签署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坚决避免内战，实行和平建国的方针。谭平山还主张国共双方继续协商，促成5人小组会谈，并建议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由共产党领导，黄河以南由国民党领导，实行政治竞赛。谭平山的这种见解，立即遭到主战派的抨击，代表祁宗汉的发言最为激烈，他甚至尖刻地讥讽、谩骂谭氏，使鬓发皆白的谭平山极为难堪。

中央团部干事会副书记长李蒸的发言比较新鲜，他主张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别组党，仿效美国总统林肯将民主共和党分为民主、共和两党，实行两党制，一党在朝，一党在野，两党各自侧重组织训练，实行政治竞赛。他希望团长蒋介石作中国的林肯。不料这个新鲜的设想居然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而蒋经国则提出“党要革新，团要改造”，要“实行党与团的人事分立制度”。对上述观点，发言者各执一词，争论不已。以致当天上午的会延长到下午一时半才休会就餐。下午3时继续开会后，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一起到会听取意见。4时半，蒋介石走上主席台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上述意见各有理由，各有利弊。我对此并无成见，以出席代表多数人之意见为意见。”但他又提醒与会代表：“一个政党应该有一个党魁，我只能作国民党的总裁，青年团如果组党，由谁来做党魁呢？这是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看来蒋介石的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不赞成党团分立的。而一些代表想推出陈诚做青年团组党后的党魁，显然是不符合蒋介石的意愿的。

经过10个多月的近距离接触，宋志刚对蒋经国有了深刻了解，此前他一直以为这位“蒋公子”架子很大，派头十足，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蒋经国与人交往不仅没有架子，而且十分随和。在工作上，蒋经国更是一丝不苟。由于事多，蒋经国去外边时会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压一张便条，说明自己的去向。有一次，蒋经国对宋志刚说：“你看我们的老百姓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但是你看西方国家的人，一日三餐都少不了鸡蛋、肉食、牛奶。所以学习一门科学去解决老百姓吃不饱的问题，比去当一个部长重要的多。”

与父亲蒋介石一样，蒋经国也喜欢通过“拜把子”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太子系”。所以，他准备在青年军的10个师里挑选十几个人与自己结拜成兄弟，但由于当时国共谈判失败，国民党开始进攻延安，有许多正在前线的人一时回不来，蒋经国就只好与宋志刚、他的秘书以及一位姓黄的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提前在庐山交换了写有各自生辰八字和相互忠诚誓言的“金兰谱”，一起拜了把子。

庐山上的工作和生活即将结束的一天下午，宋志刚在返回宿舍楼的路上遇到了蒋经国。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蒋经国：“下山后你有什么打算？”宋志刚：“我是当兵的，你看能否在国防部里让我干点什么。”蒋经国：“不行，你的学历太浅了，还是再去读书吧，没点知识以后的事情不好办。”

第二天，两人恰巧又遇上了，蒋经国接着前一天的话题说：“你想好了没有？”宋志刚说：“想好了，上学嘛。”“你想上什么大学？”“我高中还没毕业呢，不能上大学吧？”“你上大学政府是有优待的，因为你是高中二年级就自愿报名参加青年军的，把这两年都算上就够格了。”

这时，教育部部长朱家华刚好走过来，蒋经国便说：“朱部长，我这里有个学生想上大学，你看能给安排吗？”得到朱家华的许诺后，蒋经国问宋志刚：“你愿意到南京上中央大学吗？”宋志刚说：“南京太热，我想到西安上大学。”蒋经国有些不悦：“我猜你也会这么说，你们北方人就是恋家，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嘛。这样，你去上东北大学吧，我是东北九省的特派员，有什么事情方便招呼你。”

又一天，宋志刚遇见了杜聿明，杜聿明问他是否愿意跟着自己到军队里去干？说完后又有所顾虑地问：“蒋先生是怎么对你说的？”宋志刚说：“蒋先生让我继续读书。”杜聿明立刻说：“好好好，那你就一切都听蒋先生的安排吧，我这里可不敢要你。”

终于开始下山了，宋志刚对蒋经国说自己决定去东北上学，蒋经国说：“好，既然这样，我的办公地点在沈阳火车南站新苑大楼，有事到那里找我，或者写信给沈阳的青年联谊会转交给我。”

在庐山上的那些夜晚，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弟弟吴国珍一直睡在宋志刚的下铺，两人交情甚笃，因此在去沈阳的途中，他俩便与另外3位三青团团员一起在上海玩了两天，分别时吴国珍也想挽留宋志刚留在上海，但他马上又问：“蒋先生对你是怎么说的？”宋志刚说：“没说什么。”意识到宋志刚在回避，吴国珍连连点头说：“好，不说了，不说了。”

“一到沈阳，我们就接到集体退伍的通知书，”宋志刚说：“我和一位战友去办事处办手续时，一位副官却因为忙不过来而让我临时干一些为退伍官兵联系交通、住宿的工作。那些日子，每天都有大量退伍官兵来到那里，每个人的吃住问题都得安排，所以工作量很大。有一天，我奉命去银行取了1万元公款后随手装进衣兜里，路过一家名叫南京大戏院的园子时进去看了一场电影，结果衣兜被小偷割破，钱也被偷了。当时，3千元金圆劵能买1两黄金，我丢了这么大的一笔巨款真不知如何向上司交代。无奈之下，只好找处长汇报，没想到他却淡淡地说：“你看着处理好就行了。”我赶紧找军需处长请教处理办法，他便用提高伙食支出费用的方法把账走平了。”

由此可见，那时的国民党内部财务管理确实已经混乱，腐败也已成风了，宋志刚退伍时的情形就更能印证这一点：根据规定，所有退伍官兵都要根据军龄和返家路程计算退伍费，一般都是7千至8千元。但了解宋志刚与蒋经国关系的退伍管理处处长在得知宋志刚还要上学后，就主动问宋志刚需要多少退伍费，宋志刚说2万就行，他却说少了，最后给了5万元。得到这笔钱后，宋志刚不敢存银行，怕不保险，也不敢寄回家，怕给已处在红区的家里带来麻烦。最后只好买了些自己用的东西，剩下的很快就贬值得没有多少了。

进入学费全部由国防部开支的东北大学后，不想再过问政治的宋志刚选择了离校本部七、八里外的农学院学习农业，但是年9月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后，三青团中央干事全部转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领到新党员证的宋志刚也就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国民党党员。在那两年时间里，他没有主动与蒋经国联系过，可是蒋经国却一直记挂着这位拜把子兄弟。第二年春天，蒋经国托人转给宋志刚一封信，说自己的工作可能会有变动，让宋志刚有事时通过青年联谊会联系他（当时全国各省都有该组织，他是总会长）。为此宋志刚回信表示了感谢。不久，蒋经国又来信问宋志刚钱够不够花，要不要钱订书订报，还说现在全国的学生运动闹得比较大，让宋志刚注意不要多说话，不要盲目地卷入其中。

一张机票，决定冷暖人生

年8月，国共双方在沈阳周围集结了上百万军队，在辽沈战役即将打响之际，好多学生纷纷向南方转学以躲避战乱。宋志刚说：“学校里乱得不行了，所以我还没毕业就离开东北转学到了北平的北大农学院。当时，我与多名学生一起住在西直门铁狮子胡同2号的宋公馆。可是我只上到9月初就又因为北平学生不断上街游行，搞学生运动而上不成了。10月的一天，蒋经国又通过青年联谊会的人转给我一封信，里边有一张机票和一个入台证，嘱咐我想和他一起去台湾的话务必于第二天早上坐飞机走。当时，我十分犹豫。走吧，我从此就再也回不了家，见不到多年没见的亲人了。不走吧，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来了一定会清算我们这些被称为“太子系”的人。思之再三，我最后还是下决心回家看望亲人。于是，我把所有与蒋经国往来的书信和能够代表我国民党身份的证件，还有陈立夫在训练班时给我写的“至大志刚”的条幅以及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写给我的书画作品全烧了。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了北平和平解放，由于城内人口太多，粮食供应紧张，新政府就号召在北平的外地人尽可能返回家乡，我就去学校分别办了转往西北大学武功农学院和四川大学农学院的转学证，还在共产党的军管会办了一张回家探亲的通行证。”

这一年，23岁的宋志刚从北平乘火车到涿州后，由于铁路和公路都不同程度遭到战火破坏，他就只能步行回家。10多天后，他行至山西玉门，考虑到解放区物资匮乏，就给家里买了些吃食，另外还给爷爷买了两瓶酒。几天后，当他渡过黄河来到宜川县城时，看到街上十分冷清，几乎没什么行人。深夜，9年没回家的宋志刚终于看到久违的家园和亲人，但他的爷爷和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紧紧地抱住他泪如泉涌却不敢放声。那一夜，他没敢向亲人坦承自己曾经特殊的经历，但母亲却早已从他在年4月8日寄回家的惟一一张照片上看懂了他的身份。

第二天凌晨，只与亲人团聚了4个多小时的宋志刚不敢再呆了，他趁着村里没人走出家门，又到他的出生地宋家村看望了一下叔父叔母，然后径直来到西安。他在西安呆了几十天，那段日子里，他抱着逃一天算一天的想法，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好不容易等到武功农学院开学的日子去报名时，办事人员却说战争期间学校无法正常开课，他只好又一路艰辛地赶到四川农学院。这次，他选择了畜牧兽医专业，只上了一学期，就于年上半年毕业了。之后，他又在人民政府办的技能训练班学习了3个月，被分配到四川川西行署管辖的区域内从事农业工作。

这期间，随着对人民政权和共产党宽大政策的了解，宋志刚向单位党组织全面交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但是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他注定是劫数难逃。年3月27日，他在人民政府开展的一次大逮捕中被捕入狱，以反革命罪获刑5年4个月（其中两个月是管制）。年7月底，宋志刚被释放出来后没有立刻回家，为了生活，他到处做工，逐步学会了一些建筑技能。后来，成都有一座倒塌了的电影院需要重建，他就向人家提出承包申请，待遇是只挣每月19元的基本工资。电影院建成后，他却又在年12月20日再次入狱，罪名是投机私包工程，偷挖社会主义墙角。从次年4月判决生效开始，他又坐了5年牢，并一直在一家劳教工厂做工。年出狱后，在四川省磨床厂就业的宋志刚并没获得真正的自由，而是继续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一次，他与一起接受管制的18岁青年廖正中相互诉苦时，两人都是一肚子冤屈，都觉得在共产党掌权的时代他们这种人不可能再有出头之日，于是便商定逃跑。年11月的一天晚上，俩人翻墙逃出厂区乘火车来到昆明，躲藏了一段时间后又逃向边境。一天，俩人正沿着坑坑洼洼的公路行走，就看到一个解放军士兵在一家偏僻的商店旁放下自行车走了进去，车把上还挂着个包。廖正中胆大，蹓过去就将自行车偷了过来，但他却不会骑车，宋志刚便带着他向国境线上逃。在四处都是大山的土路上，他俩一天骑行余里，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他俩刚到景洪县就被边防人员抓住了。后来得知，他俩早被下了通缉令。这一次，两人被戴着脚镣手铐关了半年，移交回来后，宋志刚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廖正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由于他俩不服，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服刑期间多次上诉。年4月14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法院以偷越国境罪（未遂）、伪造证件及盗窃罪改判宋志刚有期徒刑8年，廖正中有期徒刑5年。两人依然不服，继续上诉要求平反，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后来，在给中共中央许多领导写信依然无果的情况下，宋志刚偶然认识了胡耀邦的养子刘胡的养父，并通过这层关系给胡耀邦主席捎去了上访信，胡耀邦主席很快就批字让最高人民法院重新调查他的冤案，最高人民法院就又批给四川省委，四川省委的答复却是“此人历史复杂，一时难以搞清”。这事就又被搁置下来。有一天，宋志刚从报纸上看到刚刚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代表名单里有已经是民革中央副主席的贾亦斌，就写信给他说自己年在庐山会议上听过他的发言，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并将自己的冤案向他进行了反映。没几天，贾亦斌就给宋志刚回了信，称申诉材料已转交有关部门处理。半个月后的年3月16日，成都市中院再次做出判决，对宋志刚以偷越国境（未遂）罪改判免予刑事处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做出判决，撤销原川西人民法院年认定的反革命罪，宣告宋志刚无罪，但这个时候的宋志刚已经62岁了。

从第一次入狱到彻底自由这漫长的37年当中，宋志刚的家人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母亲和大部分家人都已不在了。所以，没能给爷爷、爸爸和妈妈养老送终成为了宋志刚的最大遗憾。

一位农家子弟，为了求学、报国，却因为国共两党的恩怨而坎坷一生，但这样的平反结果也依然使宋志刚得到了极大的心理安慰。年8月，四川省畜牧厅一次性补发给他住房补助费、安家补助费、困难补助费共元。

年，一位当年去了台湾的战友根据退伍时的通讯录给宋志刚写来一封信，称当年师的好多人后来都在台湾身居要职。宋志刚说，他并不为此感到遗憾，但他平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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