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

柳

堂

编者按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接受国家名词委的委托，承担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任务。审定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本学科所使用的名词术语尽可能地应收尽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国际上新起的一些诸如“解困新闻”“方案新闻”“积极新闻”“和平新闻”等概念。当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此，我们从年开始，在“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实践研究与传播理论创新”的总题目下，推进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求。此时，“建设性新闻”异军突起，囊括了“解困新闻”“方案新闻”“积极新闻”“和平新闻”等诸多概念，成为国际学界和业界的一个热点。我们认为，尽管“建设性新闻”这一概念是由西方学者最先提出的，但是新闻的“建设性”理念一直是我们所倡导和秉持的，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概念拿来为我所用，注入中国经验，锻造中国特色。因此，我们专门设置了“互联网治理与建设性新闻研究”这一创新工程项目。

项目组成立后，主要从两方面开展工作。其一是基础性研究。项目组成员除了刊发一系列相关论文外，还编辑出版了“建设性新闻”研究丛书的第一部《建设性新闻实践-欧美案例》；举办了主题为“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的国际学术论坛，并将这个论坛的学术研讨成果汇编成《新闻与传播研究》年增刊。其二是实践性探索。项目组与苏州广电总台合作开展“建设性新闻”在媒体实际操作的试点，创办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新栏目《共筑美好生活苏城议事厅》；与乐正传媒、健康报社、迈瑞医疗、爱奇艺合作，制作了九集系列纪录片《中国医生》。上述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努力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也使得“建设性新闻”理念为更多人所知晓、所了解、所践行。

年开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媒体社会职责的极其宝贵的机会。在当下公共传播时代，我们的主流媒体是否有必要倡导和践行“建设性新闻”？“建设性新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仅仅只是歌功颂德、正面报道的同义词吗？“建设性新闻”在警示社会风险、监督政府履职方面应该有哪些作为？“建设性新闻”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有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些疑问都有必要加入我们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反思的问题单。有鉴于此，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每日推送一篇相关文章。这些文章是根据年11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的发言整理的。以期对大家的思考有所帮助。

建设性新闻与新闻的建设性

作者

唐绪军

内容提要

建设性新闻是传统媒体在公共传播时代重塑社会角色的一种新闻实践或新闻理念，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一代新闻业的主流。尽管这一概念是由西方学者最先提出的，但新闻的“建设性”理念一直是我们所倡导和坚持的。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秉持新闻的建设性理念，有助于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有助于媒体设置议题引导舆论；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助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关键词

新闻建设性建设性新闻中国特色新闻学

正文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整个世界开始进入快速而多向度的结构变迁和关系重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文化与历史、制度与技术……既有破坏又有创新，在创新中破坏，在破坏中创新，解构和建构往往同时进行。

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业首当其冲。媒体生态在变，新闻场景也在变。传统媒体信任度下降、影响力弱化，社交媒体迅速崛起、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大举进入，假新闻四处泛滥，算法新闻喜忧参半……当互联网赋予所有人以传播信息的权利，既有的新闻传播格局必然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势，我们现在起码可以做出三点预判：其一，大众传播时代正在向着公共传播时代演进或跃升；其二，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产制方式将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其三，公共传播时代的媒体角色也将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这就是新闻业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此，全球媒体都在寻找着应对之策，都在探索着新的新闻产制方式，都在调整着自己的社会角色。其中，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journalism)正成为近年来国际新闻实践和学术探讨的一个热点。

什么是“建设性新闻”？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狭义来看，“建设性新闻”指的是在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一类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闻实践。这类新闻实践强调在新闻报道中除了要坚持内容的客观真实外，也应积极主动介入社会生活，要以解决问题为报道的导向。与之相仿的另一个经常被人提及的概念是“解决之道新闻（solutionsjournalism）”，也有将其译为“解困新闻”“解题新闻”“方案新闻”等。此外，还有些相关的概念，如“方案聚焦新闻（solutions-FocusedJournalism）”“好新闻（goodnews）”“积极新闻（positivejournalism）”“和平新闻(peacejournalism)”“恢复性叙事（restorativenarrative）”等等。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甚至还能追溯到“公共新闻（publicJournalism）”“公民新闻（civicjournalism）”等。

广义来看，建设性新闻则是在近年来此类新闻实践基础上将其宗旨抽象概括而形成的一种新闻理念。无论是“建设性新闻”，还是“解决之道新闻”，抑或是其他什么名目的新闻，均强调两个重点：其一是积极，其二是参与。所谓“积极”，即运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新闻生产中以正面报道为主，给人以向上向善的信念和力量；即便是揭露问题的报道，出发点也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扒粪”，因而在报道问题时会同时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或方案。所谓“参与”，指的是媒体和记者不再置身事外，而是作为社会成员之一，介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去，媒体作为平等的一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共筑美好生活。这两点其实都是对传统西方新闻理论所强调的“坏事情就是好新闻”“媒体记者必须保持中立”的观点的一种扬弃。换言之，建设性新闻强调的是，好的新闻报道可以激发公众的对话和参与，能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推动媒体在公共传播时代社会价值的重新定位。这也是诸多研究者将这一类新闻实践冠之以“建设性新闻”名称的原因。

综上，建设性新闻指的是媒体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新闻报道，是传统媒体在公共传播时代重塑自身社会角色的一种新闻实践或新闻理念。

在比尔·科瓦奇（BillKovach）和汤姆·罗森斯塔尔（TomRosenstiel）合著的《新闻学原理》中有这么一句话：“每一代人都会创造属于自己的新闻业。”仔细想想，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每一代人的新闻业都是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技术条件制约下的产物，一定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也有别于他们的后辈。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公共传播的特定环境中，在互联网新闻媒体技术条件下，建设性新闻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闻业。

为什么？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新闻传播渠道的变化，倒逼了新闻报道理念的变化。“坏事情就是好新闻”的报道理念，是在媒介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建筑于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西方媒体遵循商业逻辑的必然选择。因为，无论是报纸的版面还是广播电视的时段都是有限的，暴力、恐怖和灾难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可以让有限的资源带来最大的利润。但是，互联网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彻底改变了媒介资源稀缺的状况。近年来，在西方社交媒体上，人们更多地分享那些积极健康、催人奋进、打动心灵、感受亲情的信息。这是对传统媒体报道的拨乱反正。这一现实使得受众日益减少的传统媒体感受到了危机，不得不在新闻报道理念上有所调整。

第二，人人可以参与传播的现实，促使媒体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在大众传播时代，由于媒介资源的稀缺，媒体报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报道，是一个事件或一种观点得以进入大众视野的唯一途径。而在公共传播时代，信息终端多样化，人人都可以传播，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当然，渠道太多也导致了信息过剩，观点泛滥，虚假新闻盛行，真相反而退居次要的位置。在这种情形下，作为提供信息服务的专业机构，主流媒体要想继续保持自己的公信力就必须追问真相，澄清观点，并且与社会公众一起直面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像其他社交媒体那样一报了之。

第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媒体新闻报道内容的变化。对幸福、快乐、美好的追求是人类的共性和本能。这其实也是新闻业存在的理由之一：为人们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做出选择，趋利避害。在信息纷繁的公共传播时代，人们更需要积极的新闻信息去增加其社会资本，需要获得向上的动力去追求美好生活。近年来，众多研究证实，正面新闻比负面新闻传播得更远，人们更希望让自己看起来优秀一点，而在线分享正面新闻有助于此项愿望的达成。因此，积极的新闻比消极的新闻更受大众青睐，共享次数也更高。这一现状也迫使传统媒体重新考量新闻报道的内容选择。

第四，技术赋能公众民主参与，导致媒体政治角色的变化。西方媒体自诩为“看门狗”，在传统上强调新闻媒体的独立与中立，形象的比喻如普利策所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媒体和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瞭望者”说隐含的意思是，媒体和新闻记者的职责只在于报道事实，而不在于参与行动。即便是“社会责任论”，强调的也是“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而不是参与事件，解决问题。但是，互联网的出现，赋予了人人参与社会事务的可能性，因此媒体就不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旁观者，负责任的媒体应该有更积极的政治角色定位。

第五，传播网络与社会网络日益重合，加速媒体社会角色的变化。大众传播时代，传播网络与社会网络各自独立，互不相干。但是，公共传播时代，通过社交媒体的联系，传播网络正日益与现实的社会网络相重合。线上的风吹草动瞬间就会影响到线下，线下的家长里短很快就会在线上扩散。线上线下的这种互动，传播网络与社会网络的交织，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汇聚民意的便利条件。集体智慧的发展、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都终将带来媒体权利的分散。顺应技术潮流，引导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是提升媒体公共品质和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

以上分析是对建设性新闻何以在西方新闻界兴起的原因探讨。事实上，作为由信息技术支撑的服务业，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对中国新闻业的挑战也是一样的。一个明显的基本事实是，传统职业新闻人的领地正在被蚕食。比如，最近全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被捕的消息，最早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微博发布的，人民日报微博转发了这一消息，转发时注明“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微博”。可见，传统新闻人的领地被机构媒体蚕食了。再比如，轰动一时的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俞渝夫妻俩的争斗，是在社交媒体上展开的。李国庆说：“我也决不会再忍让！”俞渝回应：“李国庆，我要抓破你的脸！”本来，这种涉及上市公司最高领导层的内部纷争，应该是传统媒体，尤其是财经类媒体的头条独家新闻，可是如今传统媒体却成了看客。可见，传统新闻人的领地被社交媒体蚕食了。再比如，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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