淼庐是一个私人会所，坐落在云南丽江郊外。雪山脚下，房子在山坡之上，坐山拥水而建。建筑的坡屋顶与山势相和，中有水院，外有水池环绕，三块水面像盘子一样将建筑托起，和四面的山景一齐，从内到外为建筑创造了全角度的视野。

玉龙雪山脚下是一片开阔的平野，前有玉湖水库，四周有山环绕。斑驳的火成岩和绿树清水相映，为这一块地区提供了丰富的色彩和质感。附近的村落建筑受传统影响，大多数为传统院落式布局，一般是封闭内向的。回顾中国的传统院落，无论是北方的四合院还是南方的天井式住宅，建筑边界几乎皆是墙壁，景色藏于院中。这种内敛，含蓄的建筑法则专注于营造建筑内部的空间关系，却与外界的山水天际保持对立。在此地，建筑则必须回答环境提出的特殊挑战：如何使建筑在平野之处能够安然独立，更与周围景色相和并纳之以为己用。

为了营造这种气场和流通感，建筑师着意设计了从入口到厅堂的空间序列。建筑与道路之间有一段高差，人们由远至近是看不到完整建筑的。从停车场走到大门，要穿过水池下的狭窄门洞，经过台阶才到高台之上，而此时如镜水面与开阔山景瞬间尽收眼底。设计者对水池的边缘进行了降低处理，人在高台上看不到落水的线脚，一线水面上即是山景。一入大门又是影壁围出的小空间，转折后沿内院的水面，经过一段小径进入客厅，复又通过百叶看到水面和山景。低矮的座椅使人以最大限度接近水面看出去，视野中平整的水面为嵯峨远山加入了恰当的注脚。李晓东曾把这个建筑比作法国大餐：“大片的水面就像一个托盘把房子托起，在硕大的一个盘子中间是小小的一道菜。”通过水面看出去，则山景又似盘中美味。

在建构语言上，李晓东一直在避免刻意使用地域符号。从玉湖完小到新近建成的福建桥上书屋，他一直试图采用适当的现代语汇解释经典空间。淼庐平整的坡屋面，大面积玻璃、钢柱，对这些现代材料极其简洁的用法使人感受到设计者放松、自在的设计过程。同时，开阔的房间、平直的水面、均匀如纱的百叶共同构建了一种大气的空间尺度。在淼庐中的木柱与地面的交接处、木梁之间的交接采用了钢节点。木百叶饰面和水院的构造中，很多细节都传达出精确的现代感，与岩石的院墙、石子地面的手工质感相对比，为空间增添了适度的张力。这种现代技术语言放松且从容，既不是表现主义式的炫技，也不是矫情的回避，而是在谨慎地于当地材料和施工技术之间寻找简洁明了的结合方式，它们尽量使自身成为背景，而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建筑的尺度与空间。

“结亭纳虚豁，崔嵬进南山。”宋，翁卷，《题林遂之真意亭》。

　　南宋诗人翁卷在诗中如是写道：在空旷的山原建造亭落以吸纳虚空之气，南山的崔嵬形势尽收眼底。李晓东认为，“纳虚”是指在空旷中营造建筑，其势必要稳住气场，藏风蓄水，因景就势。“我到了那儿，看到空荡的气场，就觉得要把气收住。在荒野中要让人待得住，就要有气场。要靠水面，靠庭院，靠开阔地把气留住。但是尺寸太重要了，太大太小都不行，收不住气。”通过尺度、视线安排、位置和空间变化来设计建筑，使建筑能够在旷野中有稳定的根基，则既留住院落的安全感与神韵，又可借天然之景。“有院子，给你一个安全感，但院子又不是封闭的，是可以看出去的。在院子的每个角度都能看到远山和水，这是一个很流通的表达形式。”

会所建筑的特殊之处是其造价限制相对自由，其设计的关键则是在于对环境、生活的理解和对空间、尺度的把握。从这点可以说，在淼庐的设计中，建筑师合理地找到了对话的切入点，以人工收自然之气，为山水作注。找到对话的命题和精确的切入点，建筑便有了根基，足以一气呵成。

淼庐的设计代表了一种建筑师主动寻找对话对象的案例。由此引申开去，反思中国城市中的新建筑，我们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因缺乏对话的语境而陷入无病呻吟式的自我表现中。当下发展中的中国城市环境繁乱芜杂，建筑实践往往难以通过相互对话而进行接力式的发展。有的建筑实践者偏好于借用传统符号语言，落入“新中式”、“新古典”的复古改良潮流，有的醉心于表现性的新技术，投身“数字建筑”，却难以付诸实践。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其并未创造出新的语言和可以延续的对话客体。在这个理应英雄辈出的时代，中国的城市建筑实践还流连在语汇缺乏的状态，相当一部分建筑师的智力资源正在悄悄地被浪费。规避语境的荒漠，主动寻求更丰富的对话环境，淼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建筑实践可能为当代建筑师如何发挥自己创造力、观察力和想象力这一议题上提供一种新思路。

当代性？地域性？ 　　以灰色的瓦和木色百叶组成建筑的主色调，加上围合出的天井、建筑外的厦子（即外廊），让人想到了丽江的纳西民居。曾经有一位老师和我说：做一个设计前，想想这块土地需要什么，李晓东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一个作品建成后，希望是属于这个地方的，是从这个地方长出来的。对于玉龙雪山脚下这片土地，建筑师给出的答案，很多点上看出了和纳西建筑文化的重合，然而它却又不拘泥于一些总结的关于纳西民居特点的“理论”：纳西民居大多为土木结构，而这个建筑主体为钢结构，在8度的抗震等级下，钢结构无疑是最坚固的答案，这样的结构形式也相对更自由，更轻松，建筑本身也对结构形式毫不掩饰，钢结构的构架、节点等一些构造细节都暴露在视野中；而纳西民居中常提到的所谓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正房一坊较高，方向朝南等在这座建筑中既有相对的体现，又有建筑师针对功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所做的重新诠释。李晓东说：“理论只是帮助理解的论述，”并不是实践的样板，也更不能成为那些表面的模仿和符号的直译借口。

突然接到要访问李晓东老师的任务，了解到他多年对地域性设计的研究，采访之前打算就他在中国的地域性建筑实践是否与当代性存在矛盾来提问，李晓东说：“首先放在中国的大背景下，是无法谈地域性的，丽江可以谈，芜湖可以谈，谈地域性需要有特定的的地理位置，人文条件等。”而当代性这个词又是有时间性的，今天的当代性未必就是明天的当代性，“一个建筑过了多年以后，还是不是这样的功能，它还会不会被使用”，当代性应该是一种立足当下的思考，所以一个历史上的建筑同样可以拥有当代性的解释。地域性其实是一种态度，是如何立足当下处理每一次对待土地，对待设计的态度，这种地域性实践是拥有当代性的，拥有批判性的。而我之前的疑问也随着和李老师的聊天化解了。

全球化的今天，大家可以一同享受到世界上每一条新信息，每一张新建筑的图片，面对每一种新材料、新技术，当然也需要一同面对危机：金融风暴，病毒肆掠......，全球化也带来了我们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保罗·里柯（PaulRicoeur）在《普世文明与民族文化》中谈到，“一个正在从欠发达状态升起的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为了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是否必须废除那些成为本民族生存理由的古老文化的过去？......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这个民族应当扎根本土，锻造一种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为了参与现代文明，它又同时必须接受科学的、技术的和政治的理性，而它们又往往要求简单和纯粹地放弃整个文化的过去。事实是，每个文化都不能抵触和吸收现代文明的冲击。这就是悖论所在——如何成为现代的而又回归源泉？如何复兴一个古老与昏睡的文明，而又参与普世的文明？”而中国现在很多建筑师正在为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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